姜龙
抗日战争时期，江苏境内的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创造性地开展经济财经工作，为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本文系统梳理各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历史实践，分析其运行机制和制度创新，总结其历史经验，并探析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研究表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实事求是精神和创新能力，其成功经验对于当前应对复杂经济形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引言
2025年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截至2024年底，江苏GDP达到13.70万亿，全国排名第二，综合经济实力长期处于全国前列。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探索和成功经验，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江苏抗日民主政权。江苏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还是华中抗战的指挥与领导中心。当时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中，和江苏密切相关的便有八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先后在江苏境内创建了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堡垒，更在经济战线上与日伪展开了殊死较量。在日伪严密封锁、军事“扫荡”和经济掠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经济工作，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实践，既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也为当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运行机制
（一）运行机制基点：党的领导
一是垂直化整合组织架构。自华中局成立后，江苏境内的抗日根据地形成“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的层级式党组织系统，满足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的要求。比如，淮北苏皖边区党委通过“党委制”对党政军民工作统一领导，补齐了“党政军委员会”分散的短板，为高效执行经济政策保驾护航；二是落实思想建设的常态化。当时由刘少奇兼任华中党校校长，他积极推动党员干部进行，如《论党内斗争》《组织上的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理论学习，由此提升政策水平。至于各级党校、党训班，也将经济工作视作党员教育的核心内容，如苏中区党委在《真理》期刊上大力宣传“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旨在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思想引领。
（二）运行机制锚点：群众路线
一是减租、减息政策的双向平衡。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通过了“二五减租”“三七五分租”等政策，一方面减轻抗日根据地农民们的地租负担，如苏中根据地在1942年减租田亩达86万亩，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主”的合法权益；二是合作组织的公私两利模式。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整合分散资源，如1943年江苏盐阜区开垦荒地百万亩，群众依托合作社获得农贷、技术指导以及市场渠道。当时毛泽东指出，合作社“以公私两利方针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苏中根据地的合作社盈利采用按股分红，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农民的生产能动性。
（三）运行机制落点：因地制宜
一是灵活调整税收制度。在南通抗日根据地，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划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的区域，差异化征收如契税、屠宰税等。而苏中地区则就重要的战略物资输出进行税率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活跃抗日根据地商贸市场；二是产业布局的区划特色。苏南根据地充分利用城镇资源有效发展纺织业，修建兵工厂，而在苏北的盐阜区则利用沿海优势，大兴渔业以及盐业生产。
（四）运行机制支点：创新改革
一是独立建立金融体系。江淮银行苏中支行独立发行抗币并且排斥伪币，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江苏境内根据地共发行货币多达百余种，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金融网络，有效稳定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秩序；二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协同。公营经济主要是兵工厂和修械所，如在苴镇地区新四军建被服厂和军工厂，至于民营经济则通过贷款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激发活力。
（五）运行机制要点：军民融合
一是物资保障双向流通。首先根据地的军队以“精兵简政”的形式节约资源，如1942年苏中四分区节省行政开支20%，其次通过组织“拥军优属”活动支援抗战前线，如江苏南通地区农民在1944年捐粮1.5万石支援新四军；二是技术共享进而人才共建。军队技术人员为地方办厂提供指导，地方输送青年参与军队技术培训，这样形成了“军地两用人才”的良性循环。
三、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特色实践
（一）犁铧破晓：农业手工业
苏北抗日根据地依据党中央提出的具体要求，积极开展粮食生产并将耕地面积扩大，同时号召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占比，大力养殖禽畜[1]。以粮食生产为例。苏北抗日根据地处于冲积扇平原，拥有十分肥沃的土地，于是根据地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粮食生产为抓手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例如，淮海区依据土质情况选择种植作物，如小麦、花生、山芋等，即使在碱土地也会种植苦草，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还会为田间管理提供指导。通过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不仅实现粮食总产量快速增长，还不断增强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有关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发展，将其放在和纺织工业、军工企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保障手工业品满足部队作战要求，和地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例如，苏北抗日根据地采取两种形式经营发展手工业，一是家庭副业经营、二是作坊经营。此外，党政领导还为手工业发展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不仅发扬了传统工艺，还为手工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二）沧溟帆影：海上贸易
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的经济斗争十分激烈，而开辟海上贸易交通线是打破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手段。苏中军区海防团是新四军的首个海上武装，其主要任务是打破敌人封锁，运输军需民用物资，确保我军及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充足。从盐城的斗龙港、东台的弶港到启东的吕四港，建立起根据地安全的滨海基点。在日伪军的严密封锁下，建设了两条海上运输线：第一条是南下前往上海、浙东根据地的贸易线，第二条是北上胶东的贸易线。苏中海防纵队从海上沟通和山东、苏北以及浙东根据地的联系，与其他根据地互通有无，如将苏中根据地的粮食和棉花运到胶东，换回所需的硫磺、地雷等物资，海上贸易线的发展有效支援了抗日战争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
（三）星火燎原：合作社
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因此根据地中心地带的主要村庄倡导并且举办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引导群众自主筹措资金，自主招聘人员以创办合作社，一是前往国民党统治区或者敌占区采购所需物资，二是销售根据地生产多余的农产品卖，由此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以其中的消费合作社为例，主要是通过根据地人民群众集资入股，批量购进生活日用品之后，以保留较小利润并低于普通商店的价格卖给社员，如何合作社年终稍有盈余则会按照股分红，因此深受群众欢迎。
（四）沧海铸金：盐业
苏北抗日根据地因邻近沿海，因此具有较大的制盐业发展优势[2]。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前的盐业生产方面，多是依靠天成盐。但是在抗战开始后，当时的党政领导认识到盐业收入较高，为了贯彻落实总方针，各级党政领导号召广大盐民增加食用盐的生产。例如，苏北阜宁县东三区修建大规模滩制盐场，并对盐业生产制定了科学的管理的制度，至于根据地银行为盐业发放贷款，以为盐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因地制宜——政府领导——多方支持”的模式提高了盐业生产水平，也让盐业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由此作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财源。
（五）血脉重构：货币金融
苏北抗日根据地为保护群众利益，严肃打击日伪的金融掠夺，制定了打击排斥伪币、抗币限量发行和法币有限扶持的政策[3]。当时针对抗币、法币以及伪币的“三位一体”政策，不仅能适应与满足当时的客观环境，还对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大有裨益。例如，苏北抗日根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对伪币严令禁止、对法币坚决限制等。除此之外，为保障抗币稳定性，根据地制定了抗币与法币之间的兑换比，如在1942年由盐阜银行发行“盐阜币”，和法币之间的兑换比值就是1：5，而在1944年新盐阜票和法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1：50，大幅提升了抗币币值。
（六）炉火新燃：工商业
受黄河夺淮的历史影响，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业经济发展滞缓，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根据地党政领导在总方针的指导下，主抓工业经济以保障抗战供给。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纺织工业为例，总方针是“自给自足”，重点解决部队和群众所需的生活日用品。盐阜区的纺织业发展优势明显，不仅棉花产量大且工人技师、机器设备齐全，当地公司以纺织小组为主从事织布生产。苏北淮海区发展纺织业，包含鞋带、被服等的生产，同时承办生产合作社。通过发展纺织工艺，根据地的部队需要的日用品基本上满足自给，也解决了群众用品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稳定了群众的情绪。苏北抗日根据地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又因为县城都被日军占领，故而搞活根据地的商业至关重要。首先，抗日根据地贸易往来需经过工商总局批准，如淮海区将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出口，换回根据地紧缺但难以生产的，如医药、布匹和弹药等物品；其次根据地贸易并存公私商店、私商个人两种形式。例如，淮海区设有八大商店，修建在各县规模较大的集市上，如吴集镇由李振元经营的布店，主要为苏北抗日根据地采购民用品以及军需品。
四、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
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带领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政策，在根据地财政工作上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总方针，同时将其落实到根据地各地区的具体实践。正是因为实现了党的一元领导，才会让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汇聚成合力，有效将经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一方面为战斗胜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保障出色完成各项根据地经济建设任务。在思想意识层面，得力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让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者都可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时至今日，仍应坚定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唯有如此才能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明确方向指引，精准抓住每一个发展机遇，并最终战胜各种挑战。
（二）坚持人民立场
长期处在日伪封锁与包围的江苏各抗日根据地，不仅面对众多日军与伪军，还需要克服巨大的物质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的军队将人民群众视作父母兄弟，全心全意照顾各方利益，以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影响群众，同时在经济发展上帮助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举办公益事业以用于改善民生，渐渐和江苏地区人民打成一片。经济作为战争的支点，而人民则是经济的根据。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组织如减租减息运动、征收田赋公粮等均获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民族战争，真正决定取胜关键的是人心向背，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党应该在群众中扎根并依靠群众，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抗战中毛泽东提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同样习近平总书记也认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群众的力量与智慧、来自人民的需求与追求依然是重要的推进动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
江苏各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与掠夺，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了有关经济工作的务实方法。例如，盐阜区通过独立自主的经济工作，为根据地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提供保障，建立税收机构、制定税收政策等，上述举措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制定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成立税务总处，负责筹划根据地的征税工作，有效解决根据地的后勤保障问题。同时随着抗战形势变化，苏中根据地税务管理体制也加以调整，最后建立了由政府领导、税务部门和财政粮食部门合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模式为有序开展税收工作提供保障？。
（四）勇于创新改革
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依托银行体系的构建、发行抗币等举措形成独立的金融网络[4]。1942年盐阜银行发行盐阜币，将“简易累进制”的公粮征收制有机结合货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需供给。发行抗币不只象征政权主权，同样也是“经济战”的一件有力武器。比如，苏中行政公署就曾利用抗币对根据地公营企业提供支持，直接经营当地产品出口并换回根据地的紧缺物资。苏中根据地制定执行累进税制，展现了“富者多征、贫者少征”的公平原则，如1943年盐阜区在累进税制下征收公粮53.6万石，占据华中局任务的53%，在保障根据地军需的同时减轻农民负担。关于生产组织，推广互助组和合作社大幅提高了农业效率，如1943年淮安县委成立了1221个互助组，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对地区劳动力整合，用来解决怀安县的春荒困难。制度的创新不只提高了经济韧性，也为根据地社会基础打下坚实基础。
（五）统筹全局的系统思维
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保持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动态平衡，苏中四分区在1942年节省约20%的经费投入到民生项目，通过“以战养战”方法保障军需，还有效防止因为过度征敛损害民生。与此同时，根据地实现了跨区域物资互通与构建贸易网络。比如，1943年苏中根据地针对战略物资采取“统制出口”，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回军工物资。针对抗日根据地的内部贸易而言，将合作社用于物资集散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流通。
五、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当代启示
（一）党的领导统筹发展
江苏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党领导统筹发展，实现了经济资源有序的跨区域调配。华中局财经委出台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一方面实现对财政、金融、贸易全链条覆盖，另一方面通过“四级架构”保证政策穿透至基层。我们党所展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筹能力，在当代应对贸易战与供应链波动中得以升华。如“一带一路”倡议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促”的新格局。江苏省作为产业前沿通过“链长制”整合资源，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提高到35%，这些都能印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略定力与战术灵活性。面对全球产业链震荡，我国应以韧性突围重塑供应链话语权。
一是建立可控且自主的现代供应链体系。协同推进自主创新和供应链多元化战略，疏通供应链条关键环节上“梗阻点”，既要对供应链战略深入谋划，还需要机构、企业与政府在基础科研水平等协同发力。培育兼具竞争力强、创新开放的供应链生态，继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壮大发展。面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需要实施“备份”，从而避免产业外迁布局中流失关键技术和中心环节。二是引领重构新经济领域规则。重点抢占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经济发展新赛道上的规则制定话语权，科学建立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能源标准框架。加大多边合作范式创新力度，如依托建设金砖自贸区、RCEP升级谈判等，推动技术规则向多边制度安排转换。
（二）以人民为中心
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通过“二五减租、分半给息”政策，有效平衡了农民、地主与抗日政权之间的利益[5]。例如，苏中行政公署提出佃农和地主按照六四分成，提高了雇工工资约30%，将农民生活状况极大改善。我们党这种“藏富于民”的具身化实践，在当代能转化成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逻辑。江苏省南京江宁区“美丽乡村建设”，凭借农旅融合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宿迁市推行的“村级集体经济振兴计划”成功消除年收入低于50万元的薄弱村，从中能看出“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在产业振兴和民生改善的全链之中。
不可否认，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样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所在。因此，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应在做好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一是在保证经济增速合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二是在初次分配中增大劳动报酬比重，为国内服务业发展提供动力，并有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三是提高财政调节再分配的力度，既要将税收结构优化，还要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四是继续开发第三次分配潜能，如通过志愿服务、慈善捐助、税收激励等推进社会公益。五是促进要素市场化深化改革，让土地、资本与劳动等各要素自由流动，切实维护国内市场公平。六是多途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旨在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三）激活基层创新活力
淮北抗日根据地通过推广“按户兴家”计划、采取劳动互助合作模式，在十分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有效激发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热情，实现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传统以剥削性质为主的乡村劳动关系，转变成新型的、相对平等的互助关系，不仅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也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积聚力量。根据地所采用的“群众首创+政府引导”模式，在当代“海连社区”的基层治理创新中被充分体现。
江苏连云港海连社区立足实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民生细微，落实“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让党建引领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探索并实施“四心”提升“四力”的工作方法，为当代社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首先，海联社区构建“一盘棋”协调机制。依据区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明确定期调度、跟踪推进、专题调研、工作配合等制度，通过项目化、清单化的形式推进重点任务落细落实；其次，海连社区构建“一体系”工作格局。发挥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的引领作用，选派城管、派出所等部门的优秀党员干部担任兼职委员；最后，海连社区构建“一链条”组织架构，积极推广邻里党建“海连模式”，构建“村（社区）党组织——网格党组织——党员中心户（楼栋长）”的三级组织架构，稳定网格党组织实体化运行。与此同时，海连社区推进社区干部、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人员交叉任职，将“服务、议事、管理”三项清单落到实处，开展综合执法进小区，切实提高小区物业服务管理质量。精准聚焦社区居民们关注的热点、难点，及时解决包含小区违章搭建、安全隐患等在内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事项。
（四）遵循因地制宜
在抗日战争时期，江苏境内根据地整体上呈现出“苏南纺织、苏中贸易、苏北农业”的差异化经济发展格局。例如，苏南抗日根据地依托城镇资源积极发展纺织工业，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阜区通过治淮工程整合农业资源，建立了“南棉北粮”互补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委与省政府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着眼于更高层次对区域发展统筹规划，推动区域发展向“利用资源禀赋、协同共赢”的方向转变，获得了显著的区域协调发展成果，为提高江苏省的整体实力提供重要支撑。当代江苏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有序差异化发展。
苏南地区发挥对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展现“率先示范”效应。一是支持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让苏南地区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随着“以工建农”和“以工建镇”模式的扩大，不断带动地区的小城镇崛起，如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就是典型代表。二是“新苏南模式”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主动与浦东开发开放对接，建立开发园区且将开发园区建成外资高地以及产业高地。苏中地区加快崛起步伐，融合发展、江海联动的成效显露。苏中既受来自上海、苏南的发展辐射，还具有向苏北梯度传递的功能，苏中以其独有的区位优势，积极推进跨江融合、陆海统筹以及江海联动发展，快速实现融入苏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例如，扬州围绕智能制造、旅游与互联网等产业，建设沿江城市群建设先行区，而泰州主动融入“苏锡常”经济圈，发挥当地战略性产业发展优势，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苏北地区后发快进态势显现，促进绿色发展新实践，苏北地区自古河道纵横且多种地貌交错分布，故而生态资源优势。各市据此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旨在将生态优势向民富发展优势转移。以宿迁市为例，有效发展生态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等多种生态经济，沭阳现已是我国最大绿化苗木基地，而盐城市则重点发展环保产业，并推动其规模化与高端化发展，盐城市的环保产业已经达到千亿级规模。
（五）破解发展瓶颈
抗战时期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利用抗币发行、货币斗争等举措成功打破日伪封锁，通过“水上变工”的模式提高根据地农业效率。当代我国所面对“卡脖子”问题，也可以采取“精准对等+制度创新”的策略，如江苏作为科技发展前沿省份，江苏纳米城汇聚全球8%的纳米技术企业，常州“石墨烯小镇”依托军民两用技术，成功转化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江苏省由“应急突破”到“体系化创新”，充分证明了“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的道理。
现阶段，国内企业存在短期内难以获利前沿研究，以及不确定性技术投入不足的问题。调动社会资本与企业对原始创新的投入积极性，可以参考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尽快促成“科技+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应适当将科技企业的盈利需求拓宽，提高市场的调节功能旨在通过优胜劣汰来解决“卡脖子”难题，在做强基础的同时，促进产业链条和创新链条之间的“双链融合”。究其本质，这项举措的本质在于将被遏制和打压的应力集中点消除，提高产业供应链各层级和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性。首先，支持有形产品和服务相结合，利用我国终端用户的海量行为数据优势，提高迭代创新频次，开发并释放广大群众的创新潜能，如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产品等领域都可以通过这一方法“筑长板”；其次，支持软件、硬件发展结合，重点打造由制造商、生产商、科研机构等主体构建的关键产业联盟，一方面在人才培育、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形成闭环，另一方面提高各方面的兼容性，通常这种方法可被运用于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领域，以满足“抢阵地”与“补短板”的现实要求；最后，强化产业链和产业链之间的融通创新，特别是机器设备、工程师技能等的标准耦合，由此在应急之时尽快完成产业链重构。
（六）军民融合协同
江苏境内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修械所，把军工工艺应用在农具改良上，军民协同参加治淮工程，由此形成“战时生产两不误”的响应机制。军民融合在当代已经升级成为“军用科技民用化”的深度协同，如北斗导航系统支持智慧农业，实现精准播种误差低于2cm；航天科技助力商业航天发展，以及高铁技术实现军民两用等。而在江苏省的具体实践，包含镇江市“鱼跃医疗”在呼吸机中安设军工级传感器，南通市的“中天科技”依托“军民融合”发展模式跃身于全球光纤预制棒前三强，充分展现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综合效能。由“物理整合”跃迁到“化学融合”，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范式。
经济发展整体上受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影响，为此需要协调发挥社会主体支撑性作用、市场主体基础性作用、政府主体引导性作用，促进不同主体得以良性互动。首先，政府应发挥优化营商环境的引导作用，以及企业陷入的经营困境及其实际需求，制定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与策略，完善公共服务；其次，发挥市场机制所具备的资源配置作用，旨在为企业提供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交易、协商时所需要的机制与规则，建立健全创新产学研合作体系，扶持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最后，社会组织应发挥好专业服务作用。有关社会主体需要担负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多，可以借助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区域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
六、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苏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既为抗日抗战胜利提供坚实物质保障，还以灵活务实的政策创新，书写了敌后经济建设的典范篇章。现阶段，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积极弘扬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历史实践经验中汲取智慧，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