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会成
【内容摘要】 乡镇村志，顾名思义，是以乡镇为记述范围的志书，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地方志工作主要方向的拓展和延伸。本文阐述了灌南县开展乡镇志编纂中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及解决策略。编纂乡镇志挖掘了乡镇、乡村的文化特色，抢救即将或已消失的资料，赓续了乡土文化，传播了乡音，留住乡愁情怀，助力了乡村振兴，激发了显著的社会效应。
一、乡镇志的发展
乡镇村志，颇名思义，是以乡镇为记述范围的志书，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地方志工作主要方向的拓展和延伸。因古代没有乡、镇、村的行政划分，所以县级行政区域下的小地域方志，包括乡志、镇志、村志、里志、巷志、场志、屯志等，统称为乡镇志。清末新政以后，始提出乡镇自治，民国时期，乡（镇）、村为县以下同级自治团体，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乡镇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级政区，遂有了明确的乡镇志。其实，乡镇志编纂历史也比较久远。南朝梁吴均的《入东记》（已佚）学界有的认为是最早的乡志。明代中期徐光润所修治的江西省乐平县《砚山志》（已佚）学界认为是较早的乡志。但大多数史家则认为，乡镇志滥觞于宋代，常棠所撰的浙江省海盐县《澉水志》应是我国最早的乡镇志，据有关资料证明，宋代所修的乡镇志共有４部，明代编纂的乡镇志有53种，现存16种；清代纂修的乡镇志有318种，现存208种，民国时期编修的乡镇志现存计54种。[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盛世修志，地方志这一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其发展速度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乡镇村志的编修也迎来了它的春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最先发展起来的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乡镇志的编修在新中国首轮修志和第二轮修志前期获得了超乎其它地区的迅猛发展。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村志的编修一直长盛不衰。—些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认识到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而编修乡镇志，对于系统汇集和保存当地的重要资料，进行热爱家乡传统教育和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把编写乡镇志列入政府工作，舍得出人、出钱，推动了乡镇村志的编纂和出版。如常州市武进县从1982年起，以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全县66个乡镇志书的编写。灌南县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开启了乡镇志的编纂，先后有《李集乡志》《张店镇志》《三口乡志》《百禄镇志》《新安镇志》等数十个乡镇启动编纂，并完成初稿等工作。由于多种原因，全县乡镇志编纂一度停止。2015年，灌南地方志办公室曾发文要求各乡镇继续完善编纂工作。大部分乡镇都因种种现实问题，而未能顺利开展。2020年，灌南县地方志办利用到第二轮县志早已完成，第三轮县志尚未启动的最佳空挡期，启动实施方志文化工程，有计划地推进乡镇志的编纂，取得显著的成效。
二、乡镇志编纂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灌南县以往乡镇志编纂之所以没有最终成书，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归纳如下：
1.编纂人才的匮缺
乡镇志编纂工作关键在人，必须有人去实施。一部合格的乡镇志书，要反映出一个乡镇或村的历史和现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各行业还涉及改革、党建、民生等方面，要求覆盖要全面，数据要准确，叙述要顺达，文字要凝练。这对编纂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较高的，对知识面的要求是较精深的。而乡镇中能够直接从事编纂的工作的人员非常缺乏，部分老教师或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虽有一份热情，但却没有经历过志书的编纂工作，面对这项耗时长、专业性强的工作都会选择望而生却。而乡镇政府内工作人员因自身工作较多，同样缺乏编纂经验，也很少愿意主动承担繁重的编纂任务。
2.信息素材的失缺
信息素材的收集工作是编纂志书的重要工作。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镇志编纂大多要求溯源至事情发端或尽早的历史。以灌南为例，大约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2000多年。从考古挖掘的遗址和文物来看，灌南多地在秦汉时期，就有先民活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而新中国成立后，灌南又属新建县份，各乡镇又经历过数次整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都经历不同的发展，尤其是建县后几十年，需要记述的内容很多。各个乡镇现有资料往往仅有最近几年，各个乡镇几乎都没有专人管理档案，而县级档案部门对乡镇档案的收集也少之更少。因此，即使有专门的编纂人员，没有信息素材同样是乡镇志编纂的面临的一项困难。
3.编纂经费的紧缺
编写一部乡镇志经费少则十几万元，多到几十万元，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乡镇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这些编纂经费均不属财政预算范围，而乡镇工作经费本身都有较大缺口。所以，面对这笔编印费时，不少乡镇干部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也是灌南过去多数乡镇志书没有善终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个别乡镇对志书的编纂费用至今还没有结清，对续编和重编乡镇志带来一定的影响。
4.思想认识的欠缺
以往有个别乡镇干部认为乡镇首要工作是发展乡镇经济，其他工作都无足重轻，因此对志书编纂存在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由于县级部门一直没有把志书编纂工作列入年底考核硬指标，使修志工作趋于边缘化；加之志书编纂时间跨度较长、耗费精力较多、成果显现较慢，难以让乡镇干部提高修志意识，导致参与修志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应付了事，缺乏主动性、创新性。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于2020年初，认真分析现状，认为在三轮县志尚未启动之前，利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开展乡镇志的编写，是最佳的时间。县地方志办在征得县委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如下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
2020年初，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启动灌南县史志文化工程项目，并报请上级同意，纳入政府文化工程项目，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全县各乡镇和部门中，开展乡镇志、部门志的编纂工作。县史志文化工程项目的启动与全县振兴乡镇计划直接挂钩，与振兴乡村文化直接挂钩。县地方志办负责人还与有关乡镇领导对接，明确编纂乡镇志部门志工作的意义，打消部分领导的为难和后顾之忧。有关乡镇、部门都能及时建立编纂委员会，明确专人负责，安排专项资金，使编纂工作得到迅速的启动。
2.培养专业队伍
为了提高编纂人员业务水平，灌南县成立史志研究学会，吸收全县各行业特别是中小学校一些离职和退休人员，采用“走出去、请进来、开例会”的办法，安排参与编写志书的新老同志参加省、市有关培训，并到扬州、盐城和市内有关乡镇去参观学习，听取工作介绍，学习他乡志书的编纂经验。同时还邀请省、市专家多次来灌南讲学。由县地方志办和史志学会共同牵头每月定期召开一次编纂人员例会，由编纂人员汇报各自编纂进度和编纂心得、存在问题，利用例会来推广经验解决编纂中的困惑。县地方志办还编印一本志书编纂手册，分发给每位人员共平时学习参考。
3.保障经费到位
灌南县把乡镇志编撰经费列入镇级财政预算，足额划拨所需资金，在硬件上满足所开展工作的设备及场所，调动工作积极性，充分挖掘各乡镇的潜力。为了减轻乡镇的财务负担，县地方志办将灌南县史志文化工程项目申请纳入全县文化基金项目预算中，申请统一丛书号，为各乡镇节省了书号申请的费用。
4.发挥史志学会职能
灌南县史志研究学会在编纂乡镇志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职能作用。2020年，县史志学会与多个乡镇签订编纂合同，由县史志学会安排人员到有关乡镇参与和直接从事乡镇志的编写。县地方志办公室积极为有关乡镇提供乡镇志需要的信息素材，帮助乡镇志和部门志编纂人员对纲目的审核，对志书质量的把控，提供许多经验参考。
三、乡镇志编纂带来的社会效益
乡镇志作为我国行政区划中最基层的单位，往往会在县志中被一笔带过，不能反映出各乡镇的不同特色，不能全面发挥方志在“存史、资政、教化”方面的作用。乡镇志填补了一些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无法传世的空白。因此，乡镇志的编纂不仅仅是完成一项文化工程，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彰显了编纂乡镇志的必要性。
1.挖掘内涵，擦亮文化底色
历史文化的积淀，对今天的人来说，那就是宝。灌南县在编纂乡镇志过程中，编纂人员深入每个乡村，对传统村落由来、村里故事传说、传统建筑资源、村里在外名人等进行了走访调查挖掘；对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予以记录，对民俗生态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将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客观地记录下来，守住“历史”文脉，擦亮文化底色，传承“记忆”精气神。如《张店镇志》在记述古镇的由来及文化遗产时，突出了“汉韵遗存”。秦汉时期，张店境域内因西临古硕项湖，东近大海，渔盐之利，吸引大批先民居住，他们在此建墩避潮屯田，留下许多印迹。20世纪70年代，建龙沟河闸时，民工就曾挖出大量文物，有完整的罐、壶、坛、盆、瓮等陶器与石刻画像及钱币等，经考古人员鉴定，都是典型的西汉遗物。西汉遗址的发现，显示这里在汉代不是庙宇，就是官街。开凿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的盐河，穿镇而过，已经静静流淌了1300多年，自唐初起便是淮北盐运通道和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官设惠泽巡检司，管理盐务、安察一方、惠泽百姓。此外还有“孙家瓦房孟家楼”“”“张店锣鼓各打各”等众多美丽的传说。古迹、传说增加张店厚重的文化底蕴。《张店镇志》另一特点是对当地红色文化的挖掘。张店镇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张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驱日寇、歼顽敌，进行了改天换地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革命诗篇，革命烈士有106位。1929年10月，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39年3月，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再次建立，1939年5月，苏皖区党委第二地委书记杨纯入住上马台。一段时间，上马台成为当地和周边革命者心中的家。刘震、洪学智、刘瑞龙、金明、杨纯等革命前辈都曾在张店地区战斗或留下足迹，还有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就有2000余人。上马台被黄克诚誉为“小延安”“小莫斯科”。在上马台曾诞生了孙笃生、孙海光、孙存楼、孙良浩、孙存余等一大批革命前辈。镇志的编纂，挖掘整理了乡镇文化，更好地擦亮了各个乡镇的文化底色。乡镇志的编纂还为乡村史馆的建设，村居文明实践站的阵地建设的推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地方文化的传播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2.抢救资料，形成乡土文化
一部志书，它不仅是地方的一部综合性文献，也是一部极佳的乡土文化读本。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逐渐被历史所湮没。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其中包含民俗风情、风味美食、故事传说、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灌南县在编纂乡镇志过程中，除了要求记述政治、经济、城乡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外，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加工是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予以提出。例如《百禄镇志》就特设了风味美食一章，其中对“八碗头”的记述，就饱含了编者深入百禄乡村，寻访了解获得的资料的编辑用意。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百禄的八碗头就是指八碗热菜和八碟冷菜。八碗热菜又分为四碗荤菜，四碗素菜，即杂烩菜、红烧肉、肉圆、鱼、豆腐（或者百叶）、清炒藕片、土豆丝、甜汤（或者咸汤）。八碟冷菜也分为四碟荤菜，四碟素菜，即熏烧肉、套肠、猪耳朵、咸鸭蛋、糖醋萝卜、（或甜或咸）花生米、芫荽、糖蒜。在那个年代，肉圆子是定量的。八人围坐一桌，碗装十六个肉圆子，约同乒乓球大小人均两个。要是哪家带了孩子多一人的话，那带孩子大人就得自觉地少吃一个，或将两个肉圆全省给孩子吃。伴随着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村宴席上的菜肴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十八样、二十样 、二十二样、二十六样等。宴席桌上摆满了碗碟，大鱼大肉、整鸡整鸭、老鳖等等非常丰盛，虽然人们还习惯把桌席称作“八碗头”，但其内涵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对于二十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段餐桌记忆大多数是不了解的，记录下来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编纂乡镇志中，一些餐饮文化、农耕文化、人情风俗都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所以传统的文化有必要作抢救性的记述。灌南县乡镇志的编纂将这些行将消失的文化记录下来，既是对传统的即将或已消失的文化抢救，又是对乡土文化的赓续。
3.传播乡音，留住乡愁情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三谈“乡愁”，“乡愁”一词再度炒热。然而，“乡愁”究竟是什么？“乡愁”在哪里？“乡愁”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的意义何在，如何在现代化、城镇化的铁铲下保留住一部分“乡愁”，让“乡愁”存续于人心，存续于民族的文化基因，让富裕起来的家庭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厄运，让子孙后代避免成为现代化路途上迷失精神家园的孤魂野鬼，让唯一没有灭亡的古老文明不被灭亡。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如何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乡村振兴，让亿万国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已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灌南县在乡镇志编纂中，得到生活在本地、打工在外地、漂泊在海外的好多人的关注，有的主动提出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支助，有的提出在文稿上帮助审读，有的提供许许多多宝贵的乡土资料，还有的期盼能早日见到家乡的志书。大家的这份热情实际上就是“乡愁”的体现。一本20几万的乡镇志，对“乡音”的传播，对人们“乡愁”的勾起，焕发了人们对家乡的关注，正是编纂乡镇志的意义之一。
4.传承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鼓励乡村史志编修”。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记载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变革的重要途径。乡镇志特点是翔实、鲜活，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从人文到人物，所记所载，反映乡镇、贴近村民。乡镇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材料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生动乡土教材，能够正确而又适度地调动人的恋乡恋村情结，既可教育今人，又可启迪后代，其教化效果透彻深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部地方志就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的记载，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因此，编纂乡镇志是乡村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灌南县在编纂乡镇志的过程中，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主动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基于共同的认识，相同的情怀，不少乡镇借乡镇志编写过程，组织人员外出招商引资，以家乡的特有文化，借助游子的“乡愁”情结，吸引家乡在外成功人士返回家乡创业，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1] 沈松平 杨丹《关于新中国乡镇村志编修历史的考察》2018.4《上海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