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涛

1970年早春的一天，大哥穿着一身洗净了的带补丁的衣服，喜滋滋地去二姑家参加表哥的婚礼。

那年月，乡下人，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办一次喜事，要还好几年的债。赶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更难，但再难，喜事也得办。

结婚是人生中最大喜事，按乡下风俗，不能简单办理，再穷也得摆上十桌八桌筵席。这筵席有个讲究，酒不用说得有，菜也得有几盘几碗才行。这几盘几碗里别的菜，有也行没有也行，唯独那鱼和鸡是少不得的。鱼——有余，连年有余；鸡——吉利，大吉大利。有钱人讲究个碗碗到底，这一碗里鸡都是鸡，鱼都是鱼，不能掺别的，这样才更有余，更吉利。

乡下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讲不了那个排场，只好作表面文章。酒不够多放点水就行了，鱼只有几条，而且大多是用腌过的咸马鲛鱼，把鱼切成小块，裹上面糊一炸，又大又好看，每碗上面放几块，底下多放点萝卜片也能过得去。这鸡呢，也切成小块，放在粉皮上，但必须有个鸡头搁在上面，这样客人才能知道这是鸡肉，不是别的。但十几桌酒席仅杀三四只鸡，这鸡头就显得很珍贵了。好在乡下人，穷亲戚、朋友之间同命相怜，体谅喜主的难处，别的菜都吃净了，那鸡头却剩下来，撤回去，下桌筵席上照样担当重要角色。

那时候，二姑家很穷，喜事穷办。他们家只买了一只鸡，客人虽少也有六桌，便只摆一个桌底，一桌一桌请客。

大哥去的早，坐的是第一桌。人们好久不闻荤腥味，个个空着肚子饿虎一般，菜上一个净一个。大哥正是能装饭的年龄，越吃越感觉肚子饿。等到鸡上来后，有限的几块肉早进了别人的嘴里，大哥只吃到几片粉皮。少不更事的大哥盯住剩下的鸡头垂涎欲滴，终于经不住那香气的诱惑，猛伸筷把鸡头夹进嘴里，坚实有力的牙齿，还没几下，便把鸡头美美地送进肚里。

这一下，举座哗然。唯一的鸡头不复存在，没有鸡头就意味没有吉利，后面的喜筵也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客人有指责的，有嘲笑的，乱成一团。二姑伤心得直掉眼泪，厨师急得直磕铁勺，表哥气得脸成了紫色，哆嗦着嘴唇说：“你……你……鸡头。”

从那以后，大哥的名字没人叫了，人们见着他都喊“鸡头”。这 “鸡头”的浑名成了大哥一生的耻辱，大哥从此变得少言寡语。

三十年过去了。也许是“鸡头”的压力变成了动力，也许是“鸡头”给了大哥启悟，改革开放以后，大哥单单选择了养鸡这个行业，并很快在这个行业干出了名堂。他拥有了自己的大型养鸡场，成了名副其实、远近闻名的“鸡头”。

今年春天，人到中年的大哥给儿子操办婚事。婚事办得隆重而豪华，来客如云。大哥特别用小车把二姑和表哥接了来，二姑笑得合不拢嘴，表哥连连赞叹：“‘鸡头’真不是过去的鸡头了”。

大哥听了，笑了笑说：“入席吧！”

喜筵开始了，光桌底就摆了十个，酒是精装洋河，菜数不清盘盘碟碟，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客人都满面笑容，喜气洋洋。席间大哥过来敬酒，这时醉意熏熏的表哥，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喊道：“哎，我说‘鸡头’，吉利吉利这么多菜怎么少了鸡?”

客人们都笑了，仔细一看，确是少了鸡，遂以疑问的目光看大哥。

大哥微笑着饮下一盅酒，高声喊道：“最后一道菜上来吧”。菜上来了，客人们都愣了，原来大碗里香气腾腾的全是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