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
内容提要：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先驱。他在党内较早地将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创造性地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工农联盟和坚持武装斗争等重要问题，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新时期统战工作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构建“大统战”格局等方面也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借鉴。
关键词：瞿秋白 统一战线 时代价值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创造性地把马克思统一战线思想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成为党内统一战线理论较早的倡导者、践行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瞿秋白统一战线思想的核心内容
瞿秋白出身于一个日渐没落的士绅家庭。1917年秋，他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加入由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倾向社会主义。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实地考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并切身感受到了苏俄革命的巨变，逐渐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早年间的际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瞿秋白形成了自己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观点。
第一、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
从近代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中国原本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受西方压力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经济命脉仍然操控于西方列强的手中；政治上，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安，军阀争权夺利不断混战，各大政治力量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极端痛苦。
对于中国的国情，瞿秋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引起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纷乱，“尤甚于完全的殖民地”[1]；“军阀压迫我们……，勾结列强，实行卖国”[2]。军阀、士绅、买办“此等分子当然成为卖国派专制派，因为他们的安富尊荣全赖平民的汗血和外国人的剩肴残羹。”[3]
那如何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呢？瞿秋白基于分析，得出结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4]，“凡能反抗帝国主义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瞿秋白通过对中国革命全局的考虑，指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然性。
瞿秋白还从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论证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成为爱国派民治派，因为他们的发展，他们的要求，处处遇见国内国外军阀的抑遏”[5]，“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遇见非常之大的障碍，于是中国经济之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6]。
瞿秋白认为，中国农民受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65%到75%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50%以上，加上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65%，饭也吃不饱，“他们极端要求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
而对于无产阶级，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便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7]阶级的天然使命就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同其他革命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
瞿秋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落实到现实斗争中，首先就是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第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中国无产阶级从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在国民革命中处于先锋地位，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主干”。
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很早就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1923年2月，他在其发表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文中就曾提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8]。
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他又进一步撰文指出：“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9]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这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瞿秋白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和历史意义时认为：“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10]瞿秋白的这一系列论述，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必须把握领导权的思想，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指导。
第三，要紧密团结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瞿秋白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中国革命除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外，还必须同农民联系起来，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1923年6月，瞿秋白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草案中，他态度鲜明地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文中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11]他还提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才能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
1927年2月，瞿秋白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农民同盟军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表述。文中强调：要推翻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就必须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争得革命领袖权的重要条件。
此后不久，瞿秋白又支持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并专门作《湖南农民革命序》，直接回击了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紧密团结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对当时和之后的革命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四、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
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瞿秋白逐渐认识到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团结各阶级夺取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并提出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
早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瞿秋白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12]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让瞿秋白对武装斗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运动期间，他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并呼吁“要有真正人民的武力”。随后，他又提出使人民武装起来实行反军阀战争，并把这看作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展”。8月，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他更进一步地提出“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统一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 [13]。
1926年5月，瞿秋白又专门就武装问题写了《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各军阀部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是以对内作战为目的的。国民革命单靠市民、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暴动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从瞿秋白的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并提出武装斗争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这些论述为党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等基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瞿秋白建立与维护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
第一，努力推动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会上，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全体党员要不要参加国民党以及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内如何发展等问题。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言，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党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瞿秋白的发言很有说服国，很快便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纷纷对瞿秋白的看法表示赞同。最后，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建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便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了。
三大之后，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协助李大钊、林伯渠等参与国民党改组试点工作。他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曾和鲍罗廷多次与孙中山商谈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问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瞿秋白也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孙中山的建议下，瞿秋白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瞿秋白经常奔走于上海、广州之间，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负责联络和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问题，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统一战线正确方向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利用报刊广泛宣传统一战线思想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瞿秋白深感在思想上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性。1923年，中共中央为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新青年》，任命瞿秋白为主编。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坚持用马列主义作为编刊的指导思想，尤其把党的三大、四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组国民党，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有关国民革命运动等一系列大政策作为组稿编刊的一个重点。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共中央另一理论刊物《前锋》。相较于《新青年》，《前锋》的使命更加明确，当时党中央规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瞿秋白在《前锋》的编辑过程中更注重实际，较多地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同手法，揭露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论证中国社会革命问题，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和亚非殖民地情况等。
这两个刊物的编辑部几乎是瞿秋白一个人撑起来的，他不仅要组稿，还承担了许多设计、校对等工作。同时，瞿秋白还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这两个刊物发表论文9篇、短文3篇以及《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等。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把马列主义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站在时代的高度阐述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实践问题，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财富。
第三，同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瞿秋白在革命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坚定地捍卫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右派、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和、张继、吴稚晖、谢持等右派分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提案，要求国共两党“不如分道扬镳”。8月，瞿秋白赴广州先后参加了为解决“弹劾共产党”提案而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第六次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行。经过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最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容纳共产党的决议。
五卅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显示的巨大威力引起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戴季陶先后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篡夺革命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瞿秋白立即洞察了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本质，他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其目的“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于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14]从瞿秋白发表这本书开始，党内如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在党内，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看作国民党的主体，企图以牺牲工农利益来换取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甚至采取使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帮忙地位的机会主义策略。瞿秋白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批评那种主张“不应当加入政权，恐怕这要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否认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国民党工作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旗帜鲜明地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已经失去民族的资格，而只有工人农民大多数群众“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在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正确的做法是“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要处于客卿帮忙地位，而是要以自己为主，通过统一战线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三、瞿秋白统一战线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瞿秋白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其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立场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发展、深化的理论结晶。尽管在新时期下统一战线的背景、性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瞿秋白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前瞻性，对于今天的统战工作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第一，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领导权问题历来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以无产阶级领导权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经历过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此后还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加上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统一战线成为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领域，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引领受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习近平曾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是统战工作的第一原则和根本保证。统战工作要始终围绕着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而开展，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统战工作是党委领导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这些论断在本质上和瞿秋白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新形势下统战工作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
统一战线是我党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利益的北洋军阀的矛盾。因此瞿秋白主张在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前提下，将民族资产阶级、农民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实现全民族的解放。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深刻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符合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形成各方面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局面。正如习近平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曾经指出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
第三，新形势下要立足全球视野打造国际统一战线
早在1922年4月，瞿秋白就发表了《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对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进行比较和分析，歌颂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劳工统一战线”主张。1925年6月22日，瞿秋白在《谁是敌，谁是友?》是进一步提出“我们决不能希望那些帝国主义者来做我们帮手。那些美国、法国，……资本家，无论如何，不但不能援助我们，而且一定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拓展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升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等系列法规，将统一战线思想提升到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境界，成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新宗旨和价值引领。同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蓝图，倡导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开辟了崭新道路。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趋势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彰显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现实的革命形势，瞿秋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客观的说，这些理论确实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甚至是不正确的地方，在指导实践时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认识毕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瞿秋白的论述为此后毛泽东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我们新时期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为更好地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广泛的力量支持，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工作单位：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 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创刊号。
[2]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3]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18期。
[4]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月刊第3号。
[5]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18期。
[6] 屈维它《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创刊号。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241页，1979年。
[8]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9]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
[10]瞿秋白《瞿秋白选集》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第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 瞿秋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
[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