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娜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大力倡导并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与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状况、革命力量、农民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在他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社会科学概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经济学说，也不限于社会科学，而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综合各个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现代唯物哲学。这样说来，不用说政治学、社会学里，便是天文学里也有马克思主义”[1]。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理论，而是根据社会现象总结出来的科学规律，这种规律能够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的全面的理论体系。
在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性，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认识。虽然表述还不够系统，但从他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瞿秋白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瞿秋白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在当时瞿秋白是唯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正解并能用该理论分析实际情况的革命同志。
（二）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应该从物质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表明了他的哲学立场，即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
瞿秋白在俄期间，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列宁与社会主义》、《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等文章，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为哲学基础的世界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互辩律的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其中互辩的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自觉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考察中，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矛盾性。瞿秋白对于社会历史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物质的变化不息导致了社会历史的前进与发展，社会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瞿秋白对其哲学观的表述虽然存在不系统、不充分的局限性，但是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伟大的开拓意义，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来说是一次丰富和深化。
二、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
（一）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瞿秋白一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与传播，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并能够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翻译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用最直白、最通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让普通群众也能听懂、读懂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开创道路和扩大影响的作用。
对于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反对“只知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的”[2]书生习气，又要反对“轻浮妄动”的庸俗作风。他大力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瞿秋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其论述和行动中体现了革命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
瞿秋白接任《新青年》主编后，提出该刊的宗旨是“研究中国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明确宣告《新青年》杂志“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行动”[3]。
1927年，在《瞿秋白论文集》的自序中进一步阐明了革命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根本指导思想。总结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的政治态度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瞿秋白认为戴季陶、胡汉民之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宣传者队伍中分离出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强调只有革命的实践方面同广大群众谋求解放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加坚定地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4]的著名论断。
（二）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观点
1、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瞿秋白辩证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状况手，并且同印度进行比较分析，深刻论证了列宁关于中国和波斯、土耳其一样是“半殖民地国家”[5]的科学论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互相排挤”“互相牵制”，使得中国“并未完全归于帝国主义的某国，所以成为其半殖民地”[6]。
瞿秋白还创造性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7]，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发展。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资源、剥削廉价劳动力、控制中国市场，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内外勾结下， 中国成为一个“畸形的封建制度国家”[8]，也就是“半自然经济”的“半宗法社会（即半封建）”[9]。
2、关于中国各阶级状态及革命领导权
通过分析，瞿秋白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两大对立部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被地主、官僚和买办阶级压迫，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民族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是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买办阶级和扎根封建宗法制度的地主阶级。
瞿秋白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做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但生产发展依赖于外资与本国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因此既有可能参加革命，却不可能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相反，受剥削压迫最深的无产阶级“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动力”[10]“是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和“领袖阶级”[11]。他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12]。
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瞿秋白发表文章做了系统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妄图夺取领导权以破坏国民革命，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努力争取政权。只有劳动阶级能肩负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起先锋作用，而且他们已经开始领导革命。
3、关于农民及土地革命
瞿秋白是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强调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在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农民，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压迫下，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生活非常艰苦，具有很强的革命性。1926年8月，在《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13]“解决了农民的一切痛苦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14]，只有“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15]。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力量实现耕地农有，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并组织农民自卫军，让农民参加革命政权。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瞿秋白发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等文章，更加强调“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16]“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17]“如果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选出了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4、关于武装斗争
瞿秋白是我党最早重视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 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他认为“天下的革命没有无血的”，“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 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18] 1925年，瞿秋白亲自领导“五卅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时指导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革命, 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19]“中国之解放必在于一战”，那种“希望和平交诊即能雪耻者非愚即妄。”[20] 可见，瞿秋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开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1926年4月，瞿秋白发表了我党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讨论武装斗争的文章《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初步形成了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理论的体系，主要有：1、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方式，他认为“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农村的减租、罢租斗争， 城市的罢工、罢业斗争，都不可能持久, 或只可能取得局部胜利”；2、中国革命需要建立革命的正式军队，他指出“决不能避免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只有建立了强大的革命军队，做革命的中流抵柱， 革命人民才有可能战胜敌人的全付武力，取得革命的胜利；3、无产阶级政党要掌握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如果无产阶级仅能领导群众运动，而不能领导军队，指导军队，那么，这个领导权就是不完善的，不巩固的，甚至只是一句空话。”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率领全党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参预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21]、参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他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突破，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瞿秋白的主要理论贡献
1、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1921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还没有形成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探索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以及各阶级的关系，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虽然没有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总结那么深刻全面，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瞿秋白最早认识到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的武装斗争理论尤其是发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的地域等，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基本精神不谋而合，瞿秋白代表中央提出的这些重要主张，对毛泽东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2、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建党初期，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党的领导层多数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全面了解，全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圣经”来崇敬，这种幼稚的教条主义，从建党之初到1930年初在党内一直存在，也是我们党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宣传介绍，他第一个把辩证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过程中十分难得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打开了一个正确的端口，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合情合理的土壤生根发芽，这些直接影响到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建立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拒斥和批判各种反动错误思想观点，对于幼年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3、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贡献
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现状切实的结合在一起，成为引领党革命斗争、走向革命胜利的正确思想。他对中国革命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对革命性质、革命力量、革命前途以及革命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他对中国社会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明确了中共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科学政策、路线、方针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指导。不仅如此，他还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最早从性质上区别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指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很早就论述了革命过程中武装斗争的特殊作用。把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结合起来，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战略方针，为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06
[2]《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
[3]《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
[4]《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7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3
[6]《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
[7]《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7
[8]《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7
[9]《瞿秋白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60
[10]《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8
[11]《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7
[12]《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5
[13]《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6
[14]《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5
[15]《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7
[16]《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0
[17]《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4
[18]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19]瞿秋白:《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20]瞿秋白:《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
[21]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