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
内容提要：淮海抗日根据地在建立健全敌工机构和队伍的基础上，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分化瓦解日伪军，及时掌握敌人的情报、争取伪军反正、确保交通线安全通畅，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淮海抗日根据地 敌工工作 清帮
高度重视敌工工作历来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淮海抗日根据地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和办法，充分发挥敌工战线的配合作用，不断对日伪军进行争取、分化和瓦解，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淮海抗日根据地日伪军概况
淮海抗日根据地地处苏北，北枕陇海铁路，南抵两淮，东临黄海，西濒运河，因境内多为淮属、海属旧地，故名之。它先后辖泗阳、淮阴、涟水、沭阳、泗沭、宿迁、潼阳、东海、灌云、运河特区等十几个县级政权，即现今宿迁市、淮安市、连云港市、徐州市的部分辖区。[1]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富饶，陇海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纵横其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曾是国民党的“模范区”，是侵华日军连接南北，掠夺资源的战略地带，还是汪伪政府竭力维持的“中日合作模范区”，同时，也是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的枢纽。
这样的战略要地，日伪军自然派有重兵扼守。据金明在1942年2月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淮海区共有日伪军近万人，其中日军约3600余人（新浦最多，约500人），伪军约6300余人。他们主要分布在陇海线、盐河线、运河线及海郑公路一带，凭借大大小小30多个据点控制淮海地区。
敌人的力量虽然强大，但其内部却矛盾重重。首先是日伪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最主要的矛盾。一方面，日军需要伪军帮助他们维持治安、协助作战；但另一方面，作为侵略者，日军对伪军向来是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至于日军和宪兵特务机关的敲诈勒索，更管不了你是几号走狗，或是顺从到哪等程度的奴才了。淮海区伪军伪组织和伪区豪绅中的‘著名’人物，被敌寇随便逮勒捕索在十万元以上者，不下数十人了。其从前以十万数十万孝敬日寇特务机关或宪兵队得免于祸者尚不计在内”。[2]其次是伪军之间的矛盾。伪军的成分复杂，有的是投降的国民党正规军队，有的是地方武装、土匪，还有的只是为解决生计的普通民众。由于来源和目的不同，伪军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竞相为了地盘、队伍争权夺利。例如敌人为加强沭淮路力量，特意从徐州调伪保安队一个团，但此举非但没有维系当地伪军的士气，“相反的，由于伪保团来后企图并吞若干地方伪军而更引起伪军的动摇与恐惧，至造成沭阳伪军一大部分曾有一个时期的半脱离状态，以及泗阳伪军于整训中的大批哗变。”[3]这些根深蒂固、难以化解的矛盾客观上为淮海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淮海抗日根据地敌工工作的主要作法
（一）建立健全敌工机构和队伍
1942年，淮海抗日根据地设立敌工部，由区地委书记金明兼任敌工部长，刘述周任副部长。敌工部下设组织、宣传两个科，对内是地委敌工部，对外叫新四军淮海联络部。各县均设有县委敌工处，对外称新四军某某联络处，由县委书记兼处长，另有一名副处长具体负责。县以下，每个敌据点附近都设有一个到两个敌工站，对外称联络站，每个部有三四个人。在区敌工部中还有3个日本同志，组成了日本反战联盟的一个支部，主要负责做日军工作：包围据点时，向日军喊话；写日文标语传单；审问日军俘虏以及担任我军的拼刺教练等。[4]
在建立敌工机构的同时，为提高敌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淮海区敌工部门举办了3期干部整风班。1943年春夏，还先后办了两期敌工训练班，培训各县的青年学生，每期30多人。1943年下半年，淮海区召开各县敌工处长会议，主要是学习对敌斗争政策，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经验。在会上，淮海区把对敌斗争经验总结为“敲山震虎”“落井下石”等共“三十六计”，提高了全区敌工工作的整体水平。
（二）深入敌人内部活动
利用一定的关系，派敌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秘密或半公开的活动，是淮海区敌工工作的重要方式。淮海区利用伪军多相信当地人的特点，发挥地方干部的优势，把工作做到敌人心脏里，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发展内线、惩恶除奸等等。如灌云县派夏秋打入伪军杨九洲部设在陡沟的据点，在据点里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军”。1945年端午节，内线、“地下军”与潼海警卫团、灌六区民兵里应外合，一举打掉了所谓“海属第一”的陡沟据点；9旅26团的通讯参谋潘震球，自抗大五分校学习结束后，受组织派遣打入大伊山据点。他在掌握敌情基础上，利用反间计，借新浦日本特务高桥之手，抓捕、打击了高卫清等3名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同时还造成伪伊山常备大队解散，斩断了日军的社会联系；潼阳县敌工部潘景、许国家二人，打入程庄据点，策动了伪军中队长刘洪谊、倪经武率部起义。
（三）利用清帮开展工作
争取帮众特别是“清帮”的帮众，使他们成为抗日力量的一份子是淮海区敌工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清帮又称“青帮”或“安清帮”，是从清朝发展起来的民间秘密结社，在苏北社会基础比较广泛，势力较大。日军侵占淮海区后，清帮也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很多成员投入了伪军。194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开展帮会工作的决定》，淮海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及本地伪军中清帮影响比较深的特点，决定以“收徒弟”的方式，用封建帮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淮海区首先确立了五条原则：“第一，在根据地内不能开展，只能在敌占区实行。在敌伪军和敌伪工作人员中开展或在敌占区与敌伪方面有关的并能起作用的人当中进行；第二，只有我们县区联络处的领导干部，才准接收；第三，一般比较重要的关系，由区联络股长出面向县联络处长介绍，为了便于联系，可由区联络股长负责具体领导；第四，其他党政领导干部，都不得随便接收，必要时，要经县委领导批准才行；第五，私人不得接受或索取关系人的财礼。”[5]
其次是利用清帮讲究辈分的特点，先期派新四军联络处专员李文达和民主人士、抗日民主政权县长夏仲芳拜帮会里最高的“大”字辈高道衡为师，这样他们在帮会中的辈分就比较高，便于收徒。
第三是改造清帮的帮规——《通草》。淮海区对清帮旧《通草》里规定的礼节、仪式、法规等不变，但增加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把民族英雄宗泽、岳飞和在民间颇受欢迎的清朝大侠甘凤池等人的事迹补充到《通草》中，以此来教育、感化帮众，同时采用线装石印，里面又加了一些插图，相较旧《通草》更加美观，很受帮众欢迎。
淮海区首先在泗沭县进行了试点，成功后立即在各县推广，“收徒弟”的规模不断扩大。东海县委联络处副处长周镜涵一人就接纳了四五百名徒弟，灌东孙良浩、封必琉、张筱鲁、孙桂儒分别以灌东办事处主任和区长的身份接收300多名徒弟，同时还拜“把兄弟”200人左右。[6]发展到最后，驻在县城里的伪军头目甚至向金明、刘震等递起学生帖子来，伪军大队长胡立敬也被收做徒弟。
建立起师徒、师生关系的伪军，都成了我方的情报员，他们为我提供大量的军事情报，为拔除据点作内应，为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等。例如驻新集据点的伪军班长、士兵都被收为徒弟。在攻打据点前，敌工人员对那些徒弟分别布置了任务，哪个放吊桥，哪个开大门，哪个负责看住团长、营长。攻打时，一枪未放，几百名伪军官兵就全部做了俘虏；驻新海伪18旅修械所所长孙玉林，从1943年秋至1944年2月，4次为我军提供小炮多门，轻机枪1挺，炮弹60余发，子弹万余发。
（四）大力开展宣传攻势
有计划的展开宣传攻势，从政治上瓦解敌人军心，削弱其战斗力，也是淮海区敌工工作的主要内容。对待日军，淮海区多通过各种传单、喊话等形式，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宣传，激发日军下层士兵厌战、反战情绪。淮海区制作了《前进复前进》《昨日同行今日鬼》《明日安排待天命》《父母妻儿盼望泪淋淋，何日得团圆》等宣传材料。有一年春节，敌工人员在日军必经之路上用松柏扎了一个牌楼，牌楼上挂了很多慰问袋，袋里装有糖果糕点等，还有用日语写的传单，其主要内容是：你们远在故国的父母妻儿都很想念你们，你们却在这里替日本军国主义者、替日本资本家卖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没有出路的等等。那一次，日军出动就比较老实，没有什么军事行动。[7]
对待伪军，则以揭露日军残暴行径，粉碎伪军幻想，激发民族大义为主。敌工人员用散传单、谈心、开伪军家属会议、给伪军亲属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写信等多种方法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日军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揭露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包括伪军家属的罪行；宣传日军歧视和不信任伪军人员的事例，指出只有改恶从善、立功减罪才是他们唯一出路，否则必遭人民严厉惩罚。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各据点的伪军有不少人都暗地和我建立了关系。
（五）开展“红黑点运动”
所谓“红黑点运动”，就是对伪军和伪职人员做好事的记红点，干坏事的记黑点，红点多的伪军政人员可以受到宽大处理或奖励，黑点多的则要受到处罚，累计30以上的予以镇压。1944年7月10日，淮海行署颁布《红黑点薄登记办法》，各县政府在各区开展登记工作，敌工部门协助执行。这一运动在伪军政人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很多人四处打听自己有多少个红点、多少个黑点，平时也注意收敛自己的恶行，甚至有些伪区乡长，因怕惩罚，弃职外逃。红黑点运动在淮海区一直持续到侵华日军投降，并且推广到了盐阜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瓦解的作用。
三、淮海抗日根据地敌工工作的主要成效
（一）及时提供了军事情报
由于淮海区敌工人员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们对敌人的动态较为了解，因此，当敌人有军事行动时，我们经常能提前得到情报，为我做好应对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东海县敌工人员马楠，化名马小春，通过关系打入新浦伪保安总队部当文书。他在新浦、海州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从日伪军处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1942年日军大“扫荡”期间，他的情报在淮海区取得反“扫荡”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派遣军计划以滕原联队为主，伪军第36师李实甫部及各县警备队为辅，共5000余人，在滕原统一指挥下，分八路合击淮海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灌云县情报站获取这份情报后立即送交区领导机关，并建议马上转移。当区领导机关最后一批人员撤离驻地时，合围的敌人已经开始炮击。
灌云县、新安镇、响水口日伪军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围剿灌东办事处机关，但计划在行动两天前就已经被潜伏在伪苏北“剿共”司令部的内线马景明获取。灌东办事处迅速组织撤退、转移，由于提前得到消息，绝大部分的队伍和群众都安全撤退了。这次行动受到了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的表扬，并发给奖金五千元。
（二）争取敌军投诚反正
检验淮海区敌工工作的成效，最显著的就是有一部分敌军（主要是伪军）弃暗投明、投诚反正，他们中很多都被吸收、补充到新四军或地方武装，使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实力不断扩大，为战争后期的胜利作了充足的准备。
1942年3月，淮海区敌工部策动了驻新浦、新安镇的伪军新亚军起义。敌工部根据金明“要迅速拔根除害”的指示，争取了伪特务营营长孙绍祥，又通过他联合驻新安镇新亚军1团团长陈少香、2团团长张兆香，组织起义，击毙伪副司令蒋作宾以下20多人。然后，将所属部队撤到根据地涟水、灌云等县境内。[8]
1945年6月，在淮海区敌工人员策动下，日伪连云港港务局拖轮“英德丸号”起义，并同之前起义的“爱媛号”“安汉丸号”分别改名为“民主号”“爱国号”和“解放号”。
同年10月，在东海县周镜涵、马志、郇民爱等人共同争取下，全县闻名的大土匪头子、伪徐海民团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伪税警总团海州分团参谋长、盐警督察长刘庆雨率千余人在牛山起义。
（三）确保苏鲁（淮海）交通线的通畅
淮海抗日根据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拥有一条沟通山东、皖东北、盐阜长达670里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把苏鲁皖、华北和华中地区紧紧联系起来，意义重大。淮海区敌工、交通战线的同志密切配合，利用土匪、伪军的关系，对据点进行严密控制，当通过交通线时，有时由交通站负责，有时由敌工站负责，派伪军或群众带路，如果有情况就会把帽子取下作为暗号，表示不能通过。在一些靠近交通线的村庄，还建立了“两面”政权，由敌工人员、交通员担任伪保长、新民队队长，这样就更利于完成保障交通的任务。
在敌工、交通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条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包括刘少奇、罗荣桓、陈毅、黄克诚等在内的我党干部和人员，许多情报、文件、物资也通过这条交通线安全过境，对华北、华中根据地的敌后坚持与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还曾专门写信给淮海区潼宿海县委书记章维仁，表扬了交通线的工作。
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敌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当时敌强我弱，斗争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削弱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增加了抗日根据地的有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残酷的敌我交锋中，敌工人员身处敌占区，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前文提到的马景明，及时提供了日伪进攻灌东的情报，使灌东根据地避免了重大损失，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最后惨遭敌人毒手。打入新浦伪军内部的徐竞，由于汉奸出卖，不幸被捕，在日军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最后竟被推入狼狗群里活活咬死，年仅32岁。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中共沭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淮海抗日根据地》第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
[2]中共沭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淮海抗日根据地》第1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
[3]中共沭阳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淮海抗日根据地》第1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
[4]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史论选》第2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5]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189—1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6]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1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苏北抗日根据地史论选》第22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8]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编《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第4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