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高

借中指办开展精品年鉴品读季主题活动契机，近期有幸品读到了位于中国年鉴象牙塔尖上的4部精品年鉴，分别是《连云港年鉴（2019卷）》《北京朝阳年鉴（2020卷）》《长沙年鉴（2020卷）》《孝义年鉴（2020卷）》。品读后感到，4部年鉴，除山西吕梁市的《孝义年鉴（2020）卷）》外，其余3部封面装帧之美、框架设计（类目选题）之准、彩页选题之特、版面安排之新、条目内容编写之精，包括编辑说明与检索系统的叙述和编排之巧，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确实称得上国家级精品年鉴，令人叹服！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学而不思则罔。

我觉得读精品、学精品，重在“悟”。

其一，要 “悟”清年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革命战争时期（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什么叫“首要问题”？就是第一个且重要的问题。说的是，干革命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搞不清楚，还干什么革命？！年鉴编纂也是如此。年鉴编纂前，首先必须搞清年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编纂年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否则，有时偏离了航向、违背了初衷却浑然不知。

众所周知，年鉴的功能是存史、资政、教化（或教育），但其主要功能（本质）是“存史”。这是年鉴的“根”，年鉴的“魂”！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积厚流光，重视历史，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看重历史的民族，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有延续不断历史传承的民族。作为年鉴人，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忠实地记录好地方历史，传承历史，做地方史的传承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年鉴编写中，必须守住年鉴的“根”、年鉴的“魂”，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准确、系统、完整地记录好本地区（单位）的历史上。至于封面装帧、版式设计等，可以尽量做得精美一点，但不应作为年鉴编纂的目标刻意追求。

尚丁（中国年鉴研究会原会长）在《1996年省级年鉴协作会开幕词》中称：年鉴是“期刊”的一种，一般说来，从五日刊到年刊，都是期刊。年鉴是按年度逐年出版的“期刊”，其生命很短，似“昙花一现”，有时，刚出版已成“昨日黄花”，被“束之高阁”。此外，年鉴不同于报纸、杂志，由于受其本身体例、属性和社会关注度的限制与影响，即使编得再精致，受众面也并不会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宽广，有时，只是我们年鉴人自己在“孤芳自赏”。

实际上，我们编纂年鉴的真正目的和价值，我认为，除了资政、服务当前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每20年一次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积累系统、翔实的资料！年鉴可理解为是编修地方志的“资料长编”！

在这次推荐品读的4部精品年鉴中，《孝义年鉴（2020卷）》在封面装帧、版面安排、彩色印刷等方面都并不占优，之所以能从全国3000多家65部精品年鉴中“脱颖而出”，被中指组选定为4部精品年鉴之一向全国推荐品读，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守住了年鉴的“根”、年鉴的“魂”，返璞归真，把年鉴编纂的重心放在了历史的记录上！《孝义年鉴（2020卷）》从外部形式上看，虽没有其他几部精品年鉴那么“讲究”，甚至主体部分没有用“彩印”、没有一幅插图（照片），但其选题重点突出，年度和地域特色鲜明，年鉴内容记述完整、清楚，文字表述精炼、准确，从“存史”的角度看，同样是一部好年鉴、精品年鉴！

其二，要 “悟”懂怎样看待精品年鉴

精品年鉴首先应是规范年鉴、优秀年鉴。

《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中指办【2017】72号）对中国精品年鉴的评选，从观点、框架、资料、内容、条目编写、检索系统、行文、编辑和版式8个方面有着明确的硬性标准。

南京市《南京年鉴》副主编柳云飞在其《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初探》一文中，则将中国精品年鉴基本属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加以分析，概括为12种特性，即综合性、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历史性、时代性、地方性、年度性、资料性、连续性、可比性、文献性。

基于以上观点及要求，我认为，我们在品读和学习精品年鉴时，应注意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精品年鉴不是“标准年鉴”，并不是完美无缺。

的确，精品年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连云港年鉴（2019卷）》《北京朝阳年鉴（2020卷）》在框架结构（类目选题）、彩页选题制作、条目编写、检索系统及封面装帧、版面设计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框架中的类目选题和专题彩页的选题与制作主题突出，地域和年度特色鲜明，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尤其是专题彩页不仅主题突出、彰显地域和年度特色，而且十分大气、精美，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但，有的精品年鉴在类目设置、版式设计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孝义年鉴（2020卷）》，将《党委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放在“特载”中，这种设置，在我市乃至整个江苏省年鉴系统都不被认可甚至被否定的编纂方法在精品年鉴中不应出现。此外，该年鉴可能受吕梁地区经济条件所限，全书主体部分没有用“彩印”且无一幅插图（照片）。照片是年鉴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年鉴都有大量的彩色或黑白照片，少者占全书版面的1/10，多者占1/4到1/3。全书主体部分无一张照片，显然不符合“年鉴编纂规范化”要求。

还有《北京朝阳年鉴（2020卷）》，将“防震减灾”放在“科学技术”类目中，将“工业”和“商务服务业”合并为“工业·商务服务业”是否合适？还有，将“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放在“区情概览”中是否合适？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学习精品年鉴，要结合自身实际灵活运用。

精品年鉴虽好，但不能邯郸学步、照搬照套。

毛主席曾说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样，我们学习精品年鉴，也要结合自身区域实际，吸取其精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锐意创新，不断努力，从而编纂出无愧于时代、具有自身风格与特色的精品年鉴！

其三，要 “悟”出如何编纂好自身年鉴的路子

首先，要设计好框架。

框架设计属年鉴的顶层设计。一部年鉴如果框架设计不好，甚至出了问题，那么这部年鉴必定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从“存史”的角度讲，框架结构应做到科学、全面、系统，展现时代与年度特色及地域特色，类分条目设置要领属得当。此外，年鉴是逐年连续出版的，因此框架一经确定，要尽量保持其自身特色、风格及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宜每年大变。

其次，要严把“史实关”。

真实性是年鉴的生命。把好史实关，对年鉴编纂者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治学严谨者值得我们学习。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

中国年鉴研究员李今山、范作义在其编著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中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因对轩辕黄帝埋葬的地方传说不一，他便长途跋涉，沿“秦直道”北上，来到翟道城（今陕西黄陵县）桥山一带，查阅史料、抄写碑文、瞻仰遗迹，整整考查了40多天，终于取得准确实据，在《史记》的《黄帝本纪》中，第一次肯定了“黄帝崩，葬桥山”的史实。“6个字,40天！”这就是严谨。

二是要不断丰富自身才学。

因为基层单位上报材料中内容的真实性，有时单纯从字面上不一定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如，某年鉴稿在记事中有这样一段话：“零下40度的酷寒，寒流压得温度计里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一个劲地矮下去。”

你若单从字面上看，能发现有什么失真或不对的地方吗？其实，这段话中有两处错误：一是“零下40度”应作“-40℃”;二是水银的凝固点是-38.87℃,气温降到-40℃，“那根细细的水银柱”已经凝固了，根本“矮”不下去了。

三是要虚心向精品年鉴学习。

纵观中指组推荐的4部精品年鉴，无论是《连云港年鉴（2019卷）》，还是《北京朝阳年鉴（2020卷）》，以及其他两部年鉴，都十分注意严把史实关，《大事记》和条目内容的编写要素齐全，记述完整、清楚，文字表述精炼、准确，有许多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地方和细节，他们都编纂、处理得非常好。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年鉴编纂中，要对基层单位上报的年鉴稿件认真加以审核，看其所报材料的内容记述是否真实、完整、清楚，是否做到“事出有据”、要素齐全，从源头上把好材料“史实关”。

第三，要发扬工匠精神。

一是严格执行“年鉴编纂规范化”要求。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年鉴编纂有它特定的“体例”，从框架设计、条目编写，包括语言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和基本原则，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二是精益求精。要像精品年鉴那样，在选题上做到重点突出、彰显年度和地域特色；在条目编写上做到要素齐全、精打细磨;在事件记述上做到完整、清楚;在语言上做到朴实、规范；在文字表述上做到精炼、准确。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有“硬伤”。主要包括：框架上不能有缺漏（重大缺项）；分目下至少要有两个条目；条目（内容）编写中，对敏感问题、保密问题和宗教、外资问题及信访做法等记述要谨慎把握；图照要尽量减少会议和领导视察图片等。同时，尽可能地将封面装帧、专题彩页、版式安排等做得精美一点。

三是博采众家之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包括积极参加全国和省、市举办的各类年鉴编纂培训班学习。年鉴品读，不仅要品读精品年鉴，全国其他地方的年鉴只要有条件都可品读，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看得多了，思路开阔，格局自然宏大，年鉴编纂水平、技巧也自然会得到提升和“质”的飞跃，编纂出精品年鉴那也当是自然之事。

四是坚守自身年鉴品格与特色。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情况和特色，学习精品年鉴不能“东施效颦”，一味模仿他人，而舍弃自身年鉴已经形成的品格和特色。

综上，品读、学习精品年鉴，要以欣赏、辩证、借鉴的态度，在“悟”字上下功夫，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使其成为我们心中冲击精品年鉴的“导航仪”“提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