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时

　　李超时（1906-1931），又名李振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1928年连云港（当时称东海）重新建立党组织时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东海特别支部书记、东海中心县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连云港地区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打开了崭新局面。李超时同志离开连云港后被调往南通地区，担任通海特委书记。红十四军成立后他先后任政委、军长兼政委。1931年9月，因叛徒出卖，李超时在镇江北固山刑场英勇就义。

青史千秋留英名

　　1931年9月19日，愁云惨淡，百鸟齐喑。拖着沉重脚镣的李超时被国民党军警从深牢大狱押到了镇江北固山脚下的刑场。

　 　一路上，他镇定自若，目光坚毅，丝毫不见一丝胆怯和沮然。站在曾溅满鲜血的刑台之上，他深望着被浓云遮蔽的太阳，他的头发被污浊的风揉搓着，他甩了甩，高昂起头颅，他瘦削的身子伫立成了一棵挺拔不屈的劲松。

　　“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死难烈士报仇！”他脖颈上的青筋暴起，目眦尽裂，像是在对苍天痛诉。刽子手有些恐惧，他被这振聋发聩的呐喊所惊慑，手中的长枪兀自对准了李超时的头颅。“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李超时竭力高歌着露出笑容，这笑容里糅杂了一位革命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九死不悔的大无畏精神和“昔时人已没，犹有后来人”的崇高远见。

　 　“砰！”一声枪响，浓云撕裂了一道口子，树上的鸟雀惊散而去，他，重重地倒了下去，殷红的血浸湿了土地，浸湿了所有革命志士前行的道路……

　　　 风雨如磐 　投身革命

　　李超时，1906年2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岱山乡柴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列强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家乡贫苦农民深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深深地触痛了他那幼小的心灵，“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他坚定了求知向上、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1925年，19岁的李超时只身离开家乡，考入设在徐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中学。被称为“五省通衢”的徐州，有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是江苏北部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较早活动的地区之一。李超时在校期间学习认真，成绩优良，还结识了陈亚峰、郭子化、解慕唐等一批进步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深入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从中提升思想觉悟，决心积极致力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此期间，李超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担任共青团徐州地委学运委员、学运书记，参与领导了徐州市的学生运动。

　　1926年6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一发不可收拾，北伐军所向披靡，攻占了武汉。同年11月，北伐军又歼灭了军阀孙传芳部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南昌，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时间，武汉成为了国民革命的政治中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组织决定动员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武汉军校学习。得知消息，李超时毅然离开徐州，不畏千里征途，一路向西，经正在北伐军工作的徐州籍共产党员郭子化推荐，顺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此时，主持武汉分校日常工作并兼任政治总教官的是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恽代英的教育帮助下，李超时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坚定的革命志向和崇高的革命热情获得了校领导和同学的广泛赞誉，并于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战线上光荣的一份子，从此，他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革命生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5月，驻扎在鄂东的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李超时和军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的指挥下讨伐夏斗寅。在战斗中，李超时骁勇善战，英勇机智，舍生忘死，受到了恽代英的高度赞扬。7月，武汉形势紧张，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武汉军校学生提前毕业，大部分编入教导团，由叶剑英率领去广东，其余被派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李超时肩负重任，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征程。

　　 1927年冬的邳县，国民党反动统治虽已建立，但与南京、徐州等城市相比，力量相对薄弱。李超时回乡后，立即与徐州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家乡，他积极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一身工人打扮，走街串巷，和工人、农民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仅仅几个月时间，在李超时等人的努力下，邳县的局面得迅速打开，革命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至1928年春，邳县已发展了40多名党员，成立了中共邳县特别支部，李超时任书记。

　　 当时连云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设在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海州。海州5个大的地主家族———殷、葛、沈、杨、谢牢牢控制着各种资源，海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都说：“杨家花园谢家楼，沈二老爷独霸南山头。”也就是说，杨家地主在海州城有一座非常大的花园，谢家则建有一套花园洋房，整个锦屏山，包括云台山都是曾经担任过清朝邮传部署理尚书的沈云霈家族的。而作为当时连云港地区党组织领导人的顾浚泉、陈秀夫热衷于在国民党内做官，对组织群众起来斗争，开展党的工作表现怠惰，助长了这些封建家族的势力，任其肆意压迫剥削当地百姓，后终于被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出党。之后，江苏省委决定选派得力的领导人来连云港重新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时任中共邳县特别支部书记的李超时被省委领导人李维汉、陈云看中，安排其前往海州任职。1928年9月，李超时到达海州古城，住在朐阳门内的一个小客栈，他们通知当时在东海中学师范班学习的共产党员惠浴宇前来接头，三人决定利用星期天以游山为名，在海州城南面的白虎山举行秘密会议。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李超时、小叶、惠浴宇三人在白虎山半山腰一个叫做“牛眼洞”的地方开会。他们决定成立中共东海特别支部，由李超时任特支书记，小叶任组织委员，惠浴宇任宣传委员，领导东海、赣榆、灌云、沭阳四县党的工作。

　　在以李超时为首的东海特支的正确领导下，东海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很快。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先后批准将东海特支改建为东海县委、东海中心县委，仍由李超时任书记，宋绮云调走，杨光銮为组织部长，惠浴宇为宣传部长。党组织在连云港重新建立以后，按照“创建共产，为党工作，铁的纪律，死不叛党”四项要求，积极发展党员，派惠浴宇负责在东海中学发展党员，成立东海中学党支部,至年底党员发展到了二三十名，成为海赣沭灌各县的骨干；派张淦清到东海县郇圩小学以教师身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创立中共郇圩支部，并在附近各村建立农会组织；派孙秉涛等人创立中共白塔埠支部，以白塔埠小学为基地，开展宣传工作，号召妇女放开裹足，并领导教师向地方当局索取拖欠工资。同年10月，东海特支建成4个支部，党员发展到48人，成为领导海属地区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核心力量。

　　　 奔雷走电 　激荡港城

　　 李超时虽然只在连云港地区工作了一年时间，但在这一年里，他和同志们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

　　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凭借权势包揽乘客，抢黄包车夫生意，卡断了工人的生路。李超时发动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并组织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地黄包车工人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对工人斗争进行镇压，逮捕了200余名工人。于是，李超时又发动被捕工人家属到国民党衙门前“要亲人”、“要饭吃”，迫使当局释放全部被捕工人，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1929年5月16日，李超时在花果山三元宫召开党的秘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海、灌云、沭阳、赣榆4县党的领导骨干70多人，他们扮作到花果山进香的香客，白天游览，夜间开会。会上，来自徐海蚌特委的代表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李超时作了形势任务报告，确定了在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斗争策略。这次会议，对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等地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9年初夏，云台山地区的山霸强行霸占了山林，成立公司，不准贫苦农民再上山砍柴拾草。李超时将受苦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扁担会”。“扁担会”成立之后，农民的心更齐了，斗争的烈火烧得更旺了。为了反抗地主恶霸，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数千农民挥舞红旗，手持大刀利斧，肩扛扁担，占据了云台山，同国民党反动武装灌云县常备队对峙。后来“扁担会”又收缴了地主的枪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虽然“扁担会”暴动最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反抗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广大人民群众也积累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一切都得益于李超时的真知灼见、领导才能。和李超时并肩战斗的惠浴宇曾经回忆说：“在我们中间，李超时同志入党最早，水平也最高，他能文能武。文，他能写会说，尤其他的演讲，深入浅出，掌握了丰富的群众语汇，具有强烈的鼓动性；武，他能指挥千军万马，对许多武器的性能都熟练掌握。他尤其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跟着他，我初步学到了做党的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的一些方法。”

　　在那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年轻的共产党员李超时，投身革命即为家，从徐州，到武汉，回邳县，战东海，为了革命四方奔走，他自己也从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

　　　 转战通海 　竖旗新军

　　 由于李超时对东海地区党的活动的卓越领导，推动了东海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注意。1929年6月，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东海镇压人民的反抗，李超时被列为通缉“要犯”。在此险恶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秘密调他到通海地区工作。1929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通海（南通、海门等地的简称）特区委员会，由李超时担任通海特区委员会书记，王玉文、张辛、陆克、刘瑞龙等为委员。

　 　李超时一到南通，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大中专学校，和进步师生一起研究通海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工作。有一次，他在南通著名风景点狼山召集农大、南通师范等学校的党、团干部开会。国民党当局发现他们“形迹可疑”，就将这十几个人全部逮捕，拘留在狼山派出所。因为没有搜出可疑物件，在当晚通知各个学校来人将学生保回去。最后，只剩下李超时等两个外地人，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南通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地下党员）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学校的老师陈修定。陈修定并不认识李超时，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位学生一起设法营救。他租了一辆小汽车到狼山派出所交涉，他对巡官说，这两位是他的外地朋友，来游览狼山，因为自己课务在身，没有时间相陪，以致发生了误会。那个警官见陈先生气派不小，以为来头很大，当即请出李超时等二人，并连声赔不是。李超时镇定自若，也很客气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就这样，他们脱离了险境。

　　 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超时、刘瑞龙代表通海特委出席会议。大会讨论了上海和外县的情况。李超时和刘瑞龙专题汇报了通海地区党的工作。当时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李富春、陈云、李维汉、何孟雄、李硕勋等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决定在通海如泰地区成立红十四军。因为中央苏区已经先后成立了红一军、红二军直至红十二军，在浙江西南部黄岩、仙居地区成立了以胡公冕为军长的红十三军，按照排列，江苏通海地区就列为红十四军。

　　中央和江苏省委对红十四军的成立倾注了很大精力，从中央调了一批懂军事的干部到通海地区，何昆、黄火青、张爱萍等同志都被安排到通海地区以加强领导力量。在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中，李维汉任省委书记，陈云分管外县工作，李硕勋是省委军委书记，他们分别过问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具体工作，代表中央军委指导红十四军工作的是刘伯承。此外，当时在中央军委的聂荣臻也指导过红十四军的工作。中央决定由李超时担任红十四军政委，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何坤担任军长，薛衡竞为军参谋长，余乃诚为军政治部主任，徐德、黄火青分别担任通海边境的军事特派员，张爱萍担任第一师第二团四营营长。

　　李超时和特委领导人一起，首先对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武装进行了统一编制。通海地区第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后改称第二师；如泰方面的红军大队改编为第二支队，后改称第一师。1930年4月上旬，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南通如皋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大会，宣布红十四军正式成立。红十四军指战员，如皋的江安、卢港、石庄、磨头和泰兴的古溪、黄桥等方圆七八十里地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带着洋枪、土枪、大刀、梭标、火药枪、铁叉等各种武器，怀着炽热的革命激情，来到会场。这一天，晴空万里，贲家巷方圆几里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武器林立，威风非凡。大会开始，通海特委代表张辛同志在万众欢腾中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宣读了负责干部名单。李超时同志和其他特委以及红十四军的负责同志英姿飒爽站立在主席台上，检阅了红十四军和赤卫队、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会后，红十四军发表《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明确宣告中国工农红军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目标，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战斗决心。

　　 红十四军成立后，决定进攻如皋西南的重要据点老虎庄。1930年4月16日，红十四军两个支队三个大队，加上赤卫队和自动前来支援的群众一万几千人，分三路进攻。由于敌军火力很猛，红军和群众缺乏战斗经验，几次进攻都受阻。更加不幸的是，军长何坤在战斗中，被敌人子弹打中，壮烈牺牲。老虎庄没有打下来，红十四军转移到周家棣休整。何坤牺牲后，李超时同志临危受命，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通海区特委书记由刘瑞龙同志担任。

　　红十四军的不断发展，使敌人感到十分惊慌。地主豪绅派代表，拍急电，向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讨救兵，说通海离南京“仅一日之程，实为畿辅之患”。国民党专门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纠合了上万敌人，对通海如泰地区发动了八路“围剿”。在李超时同志的带领下，红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战术，将敌人分段包围，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吓得其他敌人慌张撤回了原来的防地。这一胜利，创造了我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运用战术，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范例。

　　随着我军战斗的胜利，一部分干部和战士的骄傲自满情绪逐渐滋长起来。有的混入红军的不纯分子，反对特委“坚决整顿部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热衷于搞“经济工作”。这种错误的观点，受到了李超时等领导的批评，李超时指出：“只有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切实整顿部队，才能使游击区的群众真正拥护共产党，配合红军战斗，才能使游击队本身真正巩固并不断壮大。”

　　　 形势复杂 　惨遭重创

　　但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客观有利形势的发展，党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也逐渐蔓延。特别是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的领导下，通过了“左”倾的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红十四军也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口号，如“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致使红十四军在敌人强大兵力集结的不利条件下，多次进行缺乏准备的进攻，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解除“心腹之患”，也对红十四军加紧了进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专门召开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泰县、靖江六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协剿红十四军计划，并派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处长亲自到黄桥“督剿”。在军事部署上，以李长江的省保安团和十三旅为主力，对红十四军形成包围。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相配合，各地地主豪绅纷纷购买武器，加紧发展“民团”、“白龙党”、联庄会、“保卫团”等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屠杀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同时，混入红军内部的一些变节分子也蠢蠢欲动。1930年8月3日，在李超时的带领下，红十四军决定发动“黄桥暴动”。红军主力部队和前来支援的武装农民集结在黄桥周围，分四路向敌人发动了进攻。正当我军西路已经突入城门，北路也打开了缺口，即将拿下黄桥的关键时刻，内奸李吉根（当时担任我军的特务队负责人）、李治平突然分别从南路和东路两处撤兵，并把敌军李长江部队暗中引到了我军的后面，以致正向纵深挺进的我军部队，在侧后受到攻击。这时城里的敌人乘机反扑，我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内奸的叛变，敌人的围攻，加上红军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战斗部署的准备不足，使革命队伍陷入了很大的被动，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为了适应不利的环境，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四个游击队，由李超时、沈诚、何扬、丁质之等同志领导，在古溪、黄桥、港西、镇涛等地继续进行艰苦斗争。但是在敌人的重兵猖狂进攻下，红十四军也被打散了，通海如泰地区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了地下。但是有共产党在，有人民群众在，火种就不会灭。

　　　 坚韧不屈 　英勇就义

　　红十四军失败之后，李超时同志奉命回江苏省委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后来留在省委任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省委巡视员。1930年11月，省委派李超时到浙南巡视。在他的领导下，撤销浙南特委，重新恢复了永嘉、台州中心县委。1931年6月26日，李超时到徐海蚌地区巡视工作，爱人吕继英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准备回家乡休养，随他一起同行。他们上了火车后，就发现有人盯梢。这个特务就像一条疯狗，躲在暗处，死死盯住了李超时。李超时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在镇江下车。他和吕继英约定，分乘两辆人力车，到苏北再会合。可是狡猾的特务从车上偷偷跟踪了下来。他一把拽住拉送李超时的三轮车车把，说：“你不是共产党的大领导吗？往哪里去？”李超时一掌推开了这个特务，叫人力车夫快走。这个特务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李超时的对手，一见旁边站着一个国民党警察，他就像看见救命稻草一样大喊：“他是共产党大领导，你不能让他跑了！”那个警察一听，就喝令李超时下车接受检查并带走。吕继英一看，连忙回头进行解释，可是却一并被警察带到了镇江轮船码头的万全楼旅馆看管起来。此时，情况万分危急，万不可泄露半点党的机密，于是，李超时乘敌人还没有识破自己的身份，在房间里销毁了随身带着的文件，拉着吕继英冲下楼。在楼梯口，吕继英缠住警察，李超时一把推倒了那个特务。不幸的是，大批武装敌人已经赶来，包围了旅馆，李超时和吕继英被捕了。

　　在狱中，李超时一口咬定自己叫张文生，敌人严刑拷打，也没能使他屈服。当时镇江是江苏省省会，国民党在这里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处，负责对江苏各地被捕押解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非法刑讯和残酷迫害，直至执行死刑。会审处不公开审判，不允许犯人答辩，滥用死刑，杀人如麻。敌人只是知道李超时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但到底是什么职务，也不清楚。会审处处长钱家骧多次亲自开庭审讯，都毫无结果。

　　之后，敌人便转移策略，欺骗吕继英说：“你男人一切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吕继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反问道：“他已经说了还问我做什么？”敌人又故意把他俩带到一间空房里，说：“你们两人好好商量商量，是招还是不招？”说着把门带上，躲在窗下偷听。吕继英看到李超时脚拖大镣，遍体鳞伤，心疼万分，问道：“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说：“这些不要问，酷刑吓不倒我。”接着用手势告诉妻子：认识他的坏人较多，估计为革命牺牲的可能性很大，鼓励怀孕在身的妻子要坚强。暗示妻子如能把孩子生下来，要好好抚养，长大了交给党。吕继英含着眼泪，频频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意思。

　　此时，一双豺狼一样的眼睛盯住了李超时，他就是同样关押在会审处的王益之。王益之又名仇恒忠，曾经担任通海特委委员、泰兴县委书记，1929年秋天李超时同志担任通海特委书记的时候，曾经直接领导过他。王益之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向敌人如实供诉了李超时的真实身份。敌人如获至宝，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专门到监狱前来劝降，遭到李超时严词痛斥，叶楚伧狼狈而去。在法庭上，王益之一见李超时，吓得连连后退。李超时拖着沉重的镣铐，走近审判台，拿起砚台向王益之猛然砸去……当时和李超时同志一起关在镇江军法会审处的管文蔚（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在回忆录中写道：难友们虽然不知道李超时同志的真实身份，但是没有一个不佩服这个姓“张”的同志，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坚贞不屈，几次要拿砚台砸叛徒，要不是几个警察一起抱住他，审判长也会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一次审讯，李超时又举起椅子砸向军法官，被法警死死抱住。

　　在拷打诱降的手段都失败后，敌人就准备动手杀害超时同志。李超时知道自己即将殒命于敌人之手，于是向同监的同志们告诫：“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会完的，革命的火是扑不灭的。”他鼓励在狱中的同志们，要坚持立场，坚持斗争，誓死捍卫党的尊严。

　　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八），年仅25岁的李超时在镇江北崮山刑场英勇就义，当此时，“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英雄虽逝 　泽被后人

　　殒命之后，亲人含泪把他安葬在了故土。2006年，正值李超时诞辰100周年之际，家乡人民在当地建立了李超时纪念馆，设展馆、墓区，占地6000余平方米。落成的纪念馆古朴典雅，苍松挺立，庄严肃穆。

　　李超时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但是，百姓们依然铭记他。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英武，双目炯炯，笑意满怀。而他亲身参与领导的徐州、连云港、南通地区党的工作，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领导的红十四军，曾经发展到二千多人，参加赤卫队、自卫队等武装斗争的群众在七八万人左右。红十四军活动区域的人口约一百万人。在敌人的心脏地区，红十四军坚持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红十四军从生长、壮大到失败，对通海如泰地区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对后来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0年，陈毅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北，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的红旗又重新飘扬在苏北大地上。通海如泰的人民，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关于红十四军的斗争在通海如泰地区产生的革命影响，粟裕同志在《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一文中也有论述，他说：“泰州、如皋、南通一带，是1930年土地革命时红十四军的策源地。当年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深……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由于红十四军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和壮大的，他十分关怀红十四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跟当年参加红十四军斗争的张爱萍同志谈话时，曾满怀深情地提到当年参加红十四军斗争的烈士和幸存者。

　　惠浴宇同志在回忆录《朋友人》中曾经回忆到，他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狱之后，奔赴延安，为了证明自己的党籍，他冒昧地找到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提供了党籍证明。在谈话中，陈云关切地提到李超时烈士，问起李超时烈士的爱人吕继英后来的工作、生活情况。

　　 李超时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拥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探求真理的足迹，英勇杀敌的壮举，宁死不屈的气节，短暂的二十五度春秋，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人生。革命浩气贯日月，将军功勋照汗青！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与山河同在，和日月共辉。

　　他，青史千秋留英名；他，叫李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