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爱周
(1902-1940)
朱爱周,名秉莲,字爱周,江苏赣榆人。1918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1922年考入北平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后历任国民党灌云、盐城县公安局长等职,在就任赣榆县县长期间,他号召全县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1939年2月,日军进犯海州,赣榆形势危急,朱爱周果断开狱释囚。是年,朱爱周任少将旅长,组织部队多次重创敌人。1940年3月21日夜,日军偷袭赣榆县政府和保安旅驻地韦家岭,朱爱周壮烈殉国。1983年,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朱爱周为革命烈士。
笑看生死唯取义
昔时战火今承平,往事萦绕忆故人。
国共合作同抗日,鲁苏一体建丰功。
韦家岭头捐国土,沭海烟波泣英灵。
笑看中华成一统,四化生辉慰朱公。
这是原中共山东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高克亭在1985年3月22日朱爱周殉国45周年纪念会上题的挽诗。这首诗不但高度概括了朱爱周一生的丰功伟绩,也写出了广大群众对朱爱周将军的无限敬仰及怀念之情。朱爱周名秉莲,莲花品质高洁、清香馥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朱爱周的父亲给其起名“秉莲”———“一个手持莲花的孩童”,蕴含“祝你生活丰裕”之意。朱爱周不负父亲重望,为了使劳苦大众“生活丰裕”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用高尚品德和光辉人格之明灯照亮了大众的人生信仰及人生追求之路!
生于乱世 取名秉莲
1901年是农历辛丑年,这一年的9月7日,由德、奥、匈、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国公使组成的外交团在团长葛络干主持下,于11时在西班牙使馆与中国全权大臣奕匡和李鸿章举行会谈,最后,由奕匡和李鸿章代表腐败的清王朝签署和谈议定书,即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在江苏省赣榆县罗阳乡大朱庄一个庭院里,一位留着长鞭子的中年男子正在一所小巧别致的院落里来回踱着方步,一边踱步一边饶有兴致地吟诵着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正低吟间,不知触动了什么心思,复重重叹出一口长气:“唉!如今这世道,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又能如何?”
正当他喟然长叹之际,一位穿着粗布对襟薄夹袄的老妇人踮着三寸金莲,满脸悦色地从屋内急匆匆地跑来,人还未到中年男子跟前,便喜形于色地叫嚷道:“恭喜朱老爷,恭喜朱老爷,夫人为你生了个儿子,这下可有后了。”老妇人接着道:“你家宝贝长得又白又胖,朱老爷还不赶快为公子取个名字?”
中年男子一时兴奋得不知所措,看着远去的接生婆蹒跚的背影,忽然兴之所致,拍了拍手,自言自语道:“对!余最喜周敦颐的《爱莲说》,且平素拜佛,更愿人能秉持莲花精神,一心向善,何不干脆起名秉莲……”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以后竟会成为主动挺身而出拯救赣榆民众于危难的县长,为民族抗战而鞠躬尽瘁的将军,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抗日烈士。
年少聪颖 心智渐开
朱爱周的祖父曾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到了朱爱周父亲这一辈,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家庭仍然非常富足。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之下,在开明的父亲言传身教之下,自幼天资聪颖的朱爱周颇爱学习,甚得父亲喜爱,很小就被其父送进了私塾,父亲把光耀门第的期望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送他去私塾的那一天,父亲把朱爱周叫到跟前,当着家人的面嘱咐儿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要用功读书,接近正人,力求上进。”朱爱周似懂非懂地点头应允。
在私塾读书时,朱爱周性格开朗,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经常把自家的煎饼拿到书屋里给家境贫寒吃不饱的同学吃。他的父母明知此事,也不阻拦。由于朱爱周勤奋好学,积极上进,成绩优良,很快赢得了私塾先生的喜爱。除了正常的教学外,先生还经常利用私下的时间给他讲解一些时事见闻,让其大开眼界。此后,朱爱周被父亲送进了公办学堂。在那里,朱爱周学习异常刻苦,徜徉于书海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日益丰富,他开始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平等现象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目睹了邻村一地主的少爷无故欺负穷人后,当即上前拉开并厉声斥责。回家的路上,他反复思索,为什么人世间这么不公平,穷人多富人少,穷人当牛做马常年饥寒交迫受人欺凌,富人不劳而获终日花天酒地享受富贵?
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一种改变社会不公平的强烈愿望。
1918年,17岁的朱爱周考进了当时在苏鲁一带闻名的东海中学,即省立第十一中学。
其时,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是蒲锡康先生,南京人。他曾做过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是江苏省有名的教育家。在他精心的管理调教下,朱爱周每每在学习考试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这场激起青年们奋起的运动,给全国青年学子带来了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同样也给好学上进的朱爱周带来极大触动,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了新的思考与定位。在新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他主动结交进步学生,经常在一起议论政局,抨击时弊,和他们一起参加排演进步话剧,经常到街头宣传演出,这期间,还有几次被学校当成“危险分子”,受到严厉斥责,并通知家长严加管教。胆小怕事的父亲听说后,曾几度劝他,少和进步组织接触,明哲保身,把心思全用在学习上,不要参与那些激进的社会活动,以后若能考入仕途自然为好,若不能,则可以回家守着他创下的这片家业。但每次都被朱爱周晓之以理加以拒绝,“国之不国,何以为家?你可知,自天津学生为检查日货遭军警残酷镇压,周恩来等4人被拘捕以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群众团体纷纷通电和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天津学生运动,这说明多数人是支持正义的……”“大厦将倾,安有完卵?现代中国,不变革便没有出路……”
1922年夏,朱爱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在北平这个大都市里,朱爱周如鱼得水,他经常和高年级的进步学生进行交流与探讨,并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多种社会活动,自身思想境界在学习和实践中得到了很大提升。
临危受命 抗日救国
1926年,25岁的朱爱周毕业,由于成绩优异,回到苏北地区后,先后在灌云、盐城两县担任公安局长职务。在灌云县时,积极求进的他还兼任“反日会”成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2月17日,南京发生珍珠桥事件。当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爱国口号,散发抗日传单,前往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国民党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场30余人被杀害,尸首被扔进河里,还有10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当晚,国民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武装遣送学生返回原地。珍珠桥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高潮。国民政府还秘密通电各地公安局对“请愿”学生要严惩不贷。身为“反日会”成员的朱爱周,原本就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心怀不满,面对当局的丑恶行径,他大义凛然地站出来予以揭穿批斥。这期间,他不是消极敷衍上级指示,就是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更多的时候则是刚直相向,据理力争,厉声驳斥,也因此处处受到上级的刁难与打击。那段时间,他感觉前途茫茫,心灰意冷,愤然之下,于1931年辞去了盐城县公安局长职务。此后,他通过同学及多方关系,先后在肖县和铜山两县做县府秘书,直至1936年调任江苏省第三水警区区长,长驻南通,负责长江下游及苏北各县沿海海面防务。
卢沟桥事变后,战火很快烧到了朱爱周的老家——赣榆县。1937年2月27日,日军第五师团的半个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从临沂、莒县、日照等地,分三路向海州进犯,海州国民党守军三十三师师长贾韫山弃城逃跑,海州沦陷。11月29日,日机首次轰炸青口,投弹3枚落于青口南河下,炸死群众多人,炸毁房屋数间,由此,拉开了滕本大队进攻青口的序幕。为了巩固势力,日军先后在沙河、三洋港、城里等地建立了据点。此前,国民党赣榆县长严济宽得到讯息后,急令县府炊事人员及眷属连夜烤制大饼,将库存银统统藏入饼中,载满几大车,夤夜弃职逃跑。第二天县府职员、各区区长及沿海的国民党盐务机关、盐警队人员也相继逃命。顿时,民怨沸腾,赣榆县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938年1月下旬,闻知家乡战报的朱爱周,主动请缨,接受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任,不避时艰,毅然回到家乡,就任赣榆县县长。
他到任后,首先着手调和国民党内各派关系,重组县政府和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重用进步青年,委任范树平(后为中共特别党员)为第八区区长、张树仁(中共党员)为第六区区长、张伯扬为县立高等小学校长……
在日寇的淫威及蹂躏下,苏鲁一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面对凄惨动荡的时局,社会上悲观亡国论者的谬论一度喧嚣鼓噪。朱爱周深感压力巨大,他需要一位能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志同道合者作为搭档,更好地推动赣榆政治工作的开展。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书陈鉴波的介绍,诸城县共产党员刘寄萍(后任中共赣榆县工委书记)于4月初来赣榆县工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遂达成一致意见,立即组织召开抗战“动委会”,号召全县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在“动委会”动员大会上,朱爱周让刘寄萍在会上做长篇发言,批驳悲观亡国论,稳定人心。最后,朱爱周作了总结动员,他慷慨陈词,“现在,日寇已打到我们家乡来了,战则生,不战则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来家乡当县长,就是要当个爱国县长。希望诸位委员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朱爱周还说,“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争取他们参加抗日的队伍。我们要开狱放囚,扩大抗日力量。”他的主张当即得到“动委会”委员的一致拥护。
开狱放囚之日,他亲自前往,上台对200余名囚犯慷慨陈词,“现在日寇压境,我们就要对敌流血了。你们如果天良未泯,就拿起武器一起跟着我抗日,立功赎罪。如果仍为匪祸害乡里,则严惩不贷!”在朱爱周大情大义的感召之下,囚犯一致表示要把热血洒到抗日战场,效忠国家,以赎往日的罪过!后来,这些获释者多数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抗日队伍。经过朱爱周的努力,溃散了的保安队又恢复起来,县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2个常备大队、3个民众自卫队、八个区中队,总兵力千余人。
1938年2月27日,日军再次以第五师团的半个大队、一个炮兵器中队为主力进击赣榆,当时赣榆县府军队驻在县西北境,一时回防不及,县城遂为日寇占领。赣榆县城沦陷后,朱爱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调动部队,等待时机。日军于占领县城后的第四天上午,复向海州方向移动。朱爱周抓住敌人回师的战机,率部于当日夜间12时夺回了县城。3天后,海州日军再令藤本大队二次进攻赣榆,朱爱周指挥部队守城自卫,他身先士卒,但终因敌我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县城失守。撤退时,朱爱周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最后,等部队全部安全撤退自己方撤。
县城失守后,赣榆县的青口、沙河、三洋港、墩尚、欢墩埠等大半个县境相继沦陷,朱爱周遂再次将部队撤到赣榆西北山区,开始了游击生活。
1939年赣榆抗日斗争逐渐升级。3月7日,日军从山东莒县进驻大朱洲村时,一个日兵溜至徐朱洲村强奸妇女,被该村村民打死;27日,日军放火烧村进行报复,房屋被烧377间,1人被烧死。5月30日,日伪军40余人,乘汽车2辆窜至八条路村抢掠,放火烧村,村民被烧死3人、杀死3人、刺伤1人。5月底,青口日军一小队十几人进驻土屋,为镇压群众反抗,活埋该村群众1人。10月,赣榆第三区游击队干部许广起、刘宏度、刘宏钧等人不幸被沙河汉奸中队长孙生本带领日寇逮捕,被杀死于沙河南门外……
目睹太多惨景的朱爱周每每心如刀绞,义愤填膺,他发誓要带领赣榆的抗日民众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血债要用血来还。那段时间,他心中满怀亡国之忧愁,日日厉兵秣马,鼓励将士杀向战场,夺回县城,收复国土。为了给士兵们进行爱国和激励教育,他经常邀请五十七军战地服务团到部队演出。一次朱爱周和士兵们一起观看服务团演出的《流亡三部曲》,舞台上展现的亡国情境惨不忍睹。他悲愤交加,泪如雨下,振臂疾呼:“杀敌报国,还我河山!”士兵们在朱县长爱国激情感染下,群情激愤,场下哭声、口号声顿时融成一片。
可让朱爱周痛心和愤怒不已的是,此时,国民党当局竟冒天下大不韪,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日本侵略者也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利诱,试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顽固派对朱爱周领导下抗日武装的扩大和国共合作局面,忧心忡忡,国民党赣榆县党部主任王秀三和顽固派头子董毓珮一面鼓吹“攻坚战”,以极“左”面目出现,丑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一面向省方诬告朱爱周赤化赣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到赣榆检查工作,企图破坏赣榆国共合作局面,并公开威胁朱爱周说:“你们靠近山东,有赤化危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和指责,朱爱周当场予以反驳:“我管他什么党派,我只知道抗日!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义不容辞地抗日……”为了打消手下人的顾虑,他还特别告诫政工人员说:“你们为了抗战救国不要怕!一切由我来担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血是共流了,两党都有一份,待抗战胜利后,胜利果实也是两党各有一份……”
朱爱周不但在言辞上抵制、批判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罪行,而且在行动上加强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解决抗日队伍缺衣少粮的困境,朱爱周一方面动员家人把能捐的都捐出来,并适时召开县政会议,议定:裁减机关,设立税卡,接管盐税以保证财政收入;印发“赣榆县田赋流通券”,弥补法币不足;农民除田赋之外,废止一切苛杂。同时为防止税务人员中饱私囊,他派青年学生监管盐税,以杜绝积弊。其时,关税、盐税收入颇丰,虽养兵3000,财政仍很宽裕。在抗日斗争过程中,县常备武装大队也扩编为常备旅,朱爱周县长自任常备旅少将旅长,领导全县抗日武装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抗战过程中,朱爱周清醒地认识到,常备旅成份复杂,军、政素质有待提升。为了提高军队和政府人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他组织成立了军警政训处和政治工作大队,请五十七军派军事教官,严加训练,又让政训处主任刘寄萍到山东请八路军派人来做政治工作。中共鲁东南特委先后派共产党员陶君彦、李克济、辛明10余人来赣榆县,朱爱周分别聘请陶君彦、李克济、辛明等为政训员,朱明远(1941年任赣榆县民主政府县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政工大队大队长,李克济兼任政工大队指导员,以加强对军队的改造。在抗日青年训练班中,朱爱周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以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为教学内容,本人也经常阅读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和毛泽东的军事论文,他常说:“共产党内人才就是多……我的部队非由共产党人来改造不可……”
在朱爱周的支持下,政工大队创办了《新赣报》、《新闻简报》和《战斗新闻》等抗日报刊,由共产党员陶君彦、刘寄萍、李克济等负责编辑写稿,朱爱周还亲自为《战斗新闻》题写了刊头,这些报刊经常报道抗战胜利消息,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游击战争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每期发行量达1000多份。
自朱爱周任县长以来,他坚持国共合作、守土抗战,坚决反对国民党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期间,他还在赣榆县多次亲自指挥对日作战。
1938年4月中旬,国民党伪军一部为策应日军威胁徐州东翼,进犯柘汪。朱爱周亲率县保安大队,配合新四军一举歼灭伪军大半,缴获战利品100余大车。
1938年4月下旬,巨匪刘桂堂(即刘黑七)、伪军张宗元部从日照沿海青公路南下,侵扰柘汪,企图配合日军向徐州延伸。朱爱周运筹帷幄,及时派共产党人张树仁去海州,向其时第五十七军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取得17万发子弹和5000颗手榴弹的军事援助,武装县大队,并参加了其时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指挥的柘汪战斗,一举击溃了刘、张匪部。战斗结束后,朱爱周亲自组织慰问队,杀猪宰羊,慰劳参战主力部队六六七团和六六八团。
舍生取义 壮烈殉国
1939年4月,日寇骑兵队由赣榆县沿海岚公路北蹿,在赣榆县北八条路大肆烧杀抢掠。朱爱周得到敌情后,立即组织常备总队一大队前往截击敌人,双方发生激战,击毙日军多名,缴获战马4匹。继而在赣榆县北大沙庄,又包围并生俘了日伪军40多人,活捉了日军指挥官大宫留夫,缴获歪把机枪1挺、步枪30余支。同年秋,驻新浦日军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进犯赣榆黄川、沙河,朱爱周得讯后率县总队英勇阻击,士兵们纷纷爬上敌人坦克,向坦克里塞手榴弹,双方激战8个多小时,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敌人遭重创,县队战士亦牺牲很多,朱爱周也身负重伤。9月,在他亲自率领下,常备总队协同五十七军全力围攻青口镇一股日军,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0月,他带领部队在沙河镇阻击一支日军战车小队。1940年2月6日,他又带队在赣榆王庄子附近伏击青口日军数百人……
抗日勇士们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精神,严重震慑了敌人。朱爱周和他的部队,用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杀敌报国,还我山河”的铮铮誓言。
然而,日军在惨败之后展开了疯狂反扑,对赣榆人民实施报复性屠杀,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惨案。同年,邵埠地村民被杀死5人、重伤2人;黑林群众被杀死7人、重伤2人。5月中旬,日军奔袭大赤涧村,发炮弹数十发,打死群众7人。5月20日,日军怀疑抗日人员在龙河乡活动,滕本大队数百人突然包围了到乡赶集的乡民,用机枪扫射,打死100多人,又捣毁了大批货场。7月下旬,日军屠杀小官庄(殷庄北)群众20余人、伤6人,全村20多户无一幸免。同年秋,新四军某部后勤机关驻朱汪,夜间被日军包围,30多位同志在突围中全部壮烈牺牲,该村11名群众也同时遇难……
随着斗争环境的急剧恶化,朱爱周清醒地看到敌我实力悬殊,为保存实力,朱爱周灵活地对县府实行战时体制,神出鬼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县内游击区逐渐扩大,多次给日军以重创,活捉了酋小原角夫、春口日寇等,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迫使日伪军只能在县城、青口和大沙河等点线上活动。
日寇对其闻风丧胆,却也无可奈何,但不久因汉奸告密,得到情报的日寇火速偷袭朱爱周部。1940年3月21日夜,日寇趁着夜色秘密向韦家岭北18里处碑廓庄集结,而后迂回到韦家岭西北方向,抢占高地,用山炮向朱爱周所在的县府和常备旅驻地轰击。其时,旅部守军不多,形势十分危急。
战斗打响后,朱爱周首先掩护、组织村民和文职人员撤退,然后亲自指挥少数部队坚守阵地,奋力抵抗。这时,敌人又用重炮封锁撤退路线,在激战中,旅参谋长乔金亭不幸中炮牺牲,朱爱周的6名卫士有5人战死,另外一名被炸断了双臂,朱爱周本人右膝部被炸成重伤,扑倒于山头血泊之中。副旅长郭洪志此时见死不救,撇下朱爱周只身而逃。山头阵地上,只有参谋部一位李姓女护士没有受伤,她跑到朱爱周跟前弯下腰来,要背朱爱周撤离。
此时,敌人已攻上半山。朱爱周命令李护士:“你不要管我,快撤!敌人来了,快走!”然后匍匐到一位牺牲的卫士身旁,取下卫士的手枪。李见此情形,急欲上前拦阻。朱爱周嗔目喝退她,举起枪来准自己的头颅,高声诵道:“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言讫,举枪自戕,壮烈殉国,时年39岁。李见朱受周已亡,乃含泪滚下山坡。
朱爱周从1938年1月就任赣榆县长到1940年3月壮烈殉国,在赣榆任职两年多时间。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做出了重大努力和贡献,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终杀身成仁,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人民没有忘记为抗战献身的朱爱周。1983年11月2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朱爱周为抗日烈士。1985年3月22日,社会各界人士及朱爱周的生前好友、亲属千余人在赣榆县隆重集会,纪念朱爱周殉国45周年。
朱爱周如高洁的莲花,静静地泊放在巍巍抗日山上,泊放在广大人民的心中。